加泰土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南部,由两座山丘所组成,占地34英亩。2012年,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已知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加泰土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东边的山丘较高,展示了公元前7400年至公元前6200年之间新石器时代居住地的18个发展级别,包括壁画、浮雕、雕塑和其他具有象征性、艺术性的特质。它们一起见证了人类为了调整自身适应定居生活而在社会组织和文化实践方面的演变。西边山丘则展示了公元前6200年至公元前5200年铜石期间的文化习俗的演变。加泰土丘遗址反映了两千年的时间中,同一位置的定居村落如何向城市聚居地转变。定居点一项独特是这里没有街道,房屋与房屋背靠背连成一个集群,房子的入口则设在屋顶。
加泰土丘音译作卡塔胡由克或恰塔霍裕克,是安纳托利亚南部巨大的新石器时代和红铜时代的人类定居点遗址。该定居点存在于公元前7500年到公元前5700年,它是已知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其遗址被完好地保留至今。
加泰土丘坐落于科尼亚平原,东南部即为现代城市科尼亚,距离双峰火山哈桑山140千米(87英里)。东部遗址高20米(66英尺),西部遗址更小,再向东几百米还有一个拜占庭帝国居民点。一条流经恰尔尚巴的河穿过两座土丘中间。加泰土丘是用冲积土建造的,这些土壤可能对此处的早期农业有益。
考古发现1958年,詹姆斯•梅拉特首次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后来在1961至1965年间又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出的证据显示安纳托利亚在新石器时代曾出现过一个先进文明。
加泰土丘是由民居组成的,没有一座明显的公共建筑。一些大型绘有壁画的房间的作用至今仍不明确。据估计东部土丘的人口曾达到一万,但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平均人口大约处于五千到八千之间,其房屋由胶土粘合而成,建筑之间没有修筑街道,因此整个建筑群就像是一个蜂窝状迷宫。其建筑的门开在顶部,需要梯子协助才能进入屋内,同时这也是其唯一的通风口。屋子内部由石灰涂抹,通常在南墙建有炉灶,主屋有高于地面的平台,可能会用作家庭活动。
居民死后就葬在聚落内,在灶台和地板下有发现人类遗骨。埋葬前遗体会被放入篮子或卷在草席中,因此骸骨多呈扭曲状。根据一些遗骨脱节的情况显示,这些尸体在下葬前曾暴露于空气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些个别案例中遗骨的头部没有找到,可能被用在了祭祀仪式中。一些涂了灰泥并上了色的头骨显示出了其主人生前的样貌。
在遗址内还发现了生动的壁画和人偶,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泰土丘女性坐像。虽然并没能在此地发现有神庙的遗迹,但是加泰土丘居民被认为确实有宗教信仰。其壁画包括狮子、已灭绝的欧洲野牛、牡鹿、秃鹰以及男性阳物和居民狩猎场景。在建筑内部的墙壁上发现有动物头部装饰,野牛尤其常见。一幅描绘著哈桑山双峰的绘画被当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图及最早的风景画。然而也有反对的声音称这幅画与其说是地图,不如说是几何图形。
加泰土丘的居民中没有常见的社会阶层,因为这里没有专门为统治者或祭司修建的屋子。在这里男女性可能是平等的,类似于一些旧石器时代文化。在遗址上层,可以明确看出加泰土丘居民已发展出了农业技术,并懂得驯养牛羊。在一些贮存小麦和大麦的箱子中发现了女性雕塑。其他食物包括豌豆、杏仁和阿月浑子。与此同时狩猎仍然是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遗址中还发现了陶器、黑曜石工具、地中海的动物外骨骼以及来自叙利亚的燧石。
问题争议早期发掘中发现了用许多包括大理石、方解石、雪花石膏和粘土等各种材料刻成的女性雕塑,这些雕塑曾被认为代表着一个女性神祇。其中最著名的“加泰土丘女性坐像”发现于一个粮食容器中,描绘了一位坐在狮子扶手椅上的女性形象,被认为是象征丰收和保护食物的神。
伊恩•霍德发掘出了一座完整的独立建筑。并开始相信梅拉特所谓的地母神像其实是错误描述,因为遗址并没能指出这里到底是父系氏族还是母系氏族。
在一篇登在《土耳其每日新闻》上的文章中,霍德否认加泰土丘是母系氏族,并说:“在观察他们的饮食习惯和社会地位时,我们可以看到男女地位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力量的平等。另一个例子是颅骨,如果一个人在加泰土丘文明中身份重要,他的头与身躯在死后会被分开,而现发现的男女颅骨数是相等的”。
在2009年9月一份关于加泰土丘超过2,000个雕塑的报告中霍德说:“加泰土丘1960年代的发掘很有秩序,但是并没有采用我们先使用的各种科学手段。詹姆斯•梅拉特爵士在1960年代发掘中提出了关于该地居民如何组织并生活的观点,而我们的看法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变得非常不同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被认为是母神的加泰土丘女性坐像。我们现在发现很少有证据能证实她是母神以及此地是母系氏族。这只是现代科学工作上未能解决的无数谜团之一。”爱沙尼亚民族学家Uku Masing早在1976年就曾说过加泰土丘的女性雕塑可能并不代表女性神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