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王士性(公元1547—1598年)，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自幼家境贫寒却学习刻苦，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登进士第，曾任礼科给事中、吏科右给事中、四川参议、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职。王士性非常喜爱游历，他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游历过全国许多地方。如浙江的金华、杭州、天目、雁荡、四明、普陀、会稽；河南的确山、嵩山、开封、南阳；陕西的华山、宝鸡；四川的广元、成都、重庆；湖北的太和山(今武当山)、秭归、夷陵；湖南的衡山；江西的庐山；江苏的南京、苏州；安徽的休宁、九江；北京的西山；山东的曲阜、泰山；广西的桂林；广东的肇庆七星岩；云南的昆明、大理、宾川；山西的恒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据考证，王士性曾到达过现在浙江、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北京、陕西、四川、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北、云南、贵州等17个省、市、自治区，即除了福建外，明代的二都十二布政使司(即行省)他都到达过。
王士性不仅广览大好河山，而且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游记与纪游诗，结集为《五岳游草》10卷、《广游志》二卷。晚年又对他游历考察的事物进行概括和理论总结，写出了《广志绎》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包含了他丰富的地理学思想。主要有：
(1)对人地关系理论的杰出贡献
人地关系是指人们关于人类及其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利用地理的基本思想，很早就被人们所注意。在我国，早在先秦著作《礼记·王制篇》中，就提出了“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的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则表现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唐代刘禹锡还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人地相关思想。到明代晚期，王士性对人地关系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更深刻地阐述了人地关系的理论。
在对浙江地区进行区域调查与研究以后，王士性指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种，猛烈鸷〔zhi至〕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奢俭之半。”(《广志绎》卷四)在这里，王士性认为，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泽国、山谷、海滨)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不同的庶民与缙绅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士性的人地关系思想中，实际已蕴含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影响的两种机制。即：一种是地理一经济一文化的间接影响机制；一种是地理一文化的直接影响机制。王士性在大约400年前就注意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此外，王士性还从理论上总结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他说：“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是说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利用既不可无所作为，又不可盲目而为，而应遵循自然法则。这一思想已十分接近20世纪人地关系论中的适应论和生态论。
同时，王士性还注意到文化中心与地理环境变化的辩证关系。他在《广游志》中说：“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唉。”他在分析了中国文化中心变化过程后，又说：“今日东南之独盛也，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么势有不转而云贵、百粤？”王士性为明代人，他不但注意到此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从北而南的转移，而且还推测有继续转移到岭南和西南的可能。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识。
(2)区域论思想
区域观念出现很早，在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生活中就有区域观念出现，他们已注意到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的不同，到了汉代司马迁等人的中国区域认识与划分已相当准确。到了明代，我国的区域观念与区域实践都有了很大发展，王士性关于明代政区划分的分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明代政区分为二都十三布政司，即南京和北京二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布政司。王士性在分析各政区与自然地理的关系后，认为明代的政区基本与自然区相重合是非常合理的。如称山西(晋中)：“太行数千里亘其东，洪河抱其西，沙漠限其北，自然一省会也。”(《广游志》卷上)同时，王士性也注意到非地理因素在明代政区划分中的作用，如他认为“独中原片土莽荡，数千里无山，不得不强画野以经界之”，就讲了人为因素对行政区划的影响。同时，他还认识到，明代的省级行政区划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湖广省就是如此，他在《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说到：
湖广在春秋战国间，称六千里大楚，跨淮、汝而北之，将及河。本朝分省，楚亦惟大。其辖至十五郡，如郧〔yun匀〕之房、竹山，荆之归、巴东，与施、永、偏桥、清浪等卫所，动数千里，入省逾月，文移之往复，夷情之缓急，皆所不便。而辰、永督学，屡合屡分；郧、沅开府，或罢或兴，黎平生儒，此考彼试种种非一。况贵竹、粤西两省杂以傜僮夷苗，主以卫所，间以土酋。咸不成省。
在分析了湖广省因地广人杂等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后，王士性接着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应将辰州、沅州、靖州分属贵州，永州、宝庆、彬州分属粤西。到清代便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了，至今变化不大。
王士性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还将浙江分为浙东、浙西两大文化区域和宁绍、金衢、台温处三个文化亚区。其划分基本符合浙江地区的历史事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此外，王士性的区域观念，还表现在他的地理著作都是分区域来写的。在他的代表作《广志绎》中，除卷一《方舆崖略》讲全国情况外，其余各卷记述分区情况。即，卷二《两都》地区、卷三《江北诸省》地区、卷四《江南诸省》地区、卷五《西南诸省》地区。在他的另一部地理著作《五岳游草》中，也是除卷一《岳游上》、卷八《岳游下》外，其它各卷均按地区记载，分为《大河南北诸游》、《吴游》、《越游》、《蜀游》、《楚游》、《滇粤游》。
(3)中国山脉体系的“三大龙”观念
中国古代很早就将蜿蜒的山脉形容为想象中的龙体，所以，自《禹贡》关于中国山系的“四列”观点后，便有了许多不同的山系“龙脉”思想。如唐代开元年问僧一行提出的山河两戒说(即两大山系)、唐末五代杨益《撼龙经》中的山系四派说、宋代朱熹的三大龙说等。到了明代末年，王士性经广泛的游历和博览群书，在批判和继承中国古代的山脉体系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详细合理的中国山系三大龙说，使中国古代山系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广游志》卷上载，王士性的中国“三大龙”观念是：
昆仑据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国者，一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虏庭阴山、贺兰，入山西，起太行数千里，出为毉〔yi医〕巫闾，渡辽海而止为北龙。中支循西蕃，入趋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趋关中，脉系大散关，左渭右汉。中出为终南、太华，下泰山，起嵩山，右转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为中龙。右支出吐蕃之西，下丽江，趋云南，绕霑[zhān沾]益、贵竹、关岭而东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冈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阳山，过九嶷、衡山，出湘江，东趋匡庐止；又分其一过庾岭，度草坪去黄山、天目、三吴止。过庾岭者，又分仙霞关至闽止。分衢为大拌山，右下括苍，左去为天台、四明渡海止。总为南龙也。
杨文衡先生曾将王士性的“三大龙”观点列成简表如下，可以清楚地表明各山系的渊源关系。
在现代科学中，山系是沿一定方向延伸的，是在成因上相联系而有规律分布的若干相邻山脉的总称。王士性的山系划分虽然与现代科学的山系概念有较大差距，但是，他提出“以水为断”的划分原则，划分的山系除东南丘陵地区有较大误差外，其它地区都基本符合中国实际，这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山脉学的代表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王士性三大龙说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