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含读《乡土中国》有感、《乡土中国》读后感（352字）、乡土中国读后感（956字）、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2227字）等300字、1000字、1800字、1900字左右的读后感优秀作文6篇，供您参阅。
《乡土中国》读后感_352字
文/居安
最近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利用晚上入睡前的时间，本来是要养睡意，哪想这本书有瘾。可能和自己农村生活经验相关，书中描写的人情世故就像自己小时候生活的场景，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处处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费孝通先生写这本书，是从小处开始，从生活琐事开始，分析却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另人叹服。
讲到乡下人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似乎总是隔着一层，似乎很少谈笑风生、谈情说爱就更是少见了，这很像很像农村夫妻之间的状态，似乎相敬如宾、客客气气的，但这客气背后确是礼法束缚而至的习惯。这隔膜，我是早就有所感悟的，但经这本书一点，就更真切了，像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了，但至于为什么，确没见过什么人讲出个所以然来，这本书给出了答案，对人的启迪远的很。
成语相敬如宾：相敬如宾[xiāng jìng rú bīn]，意指形容夫妻间相处融洽，互相敬爱。语本《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源]《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另可参考：《国语·晋语五》[典故]“相敬如宾”原作“相待如宾”。《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春秋时代，晋文公派大夫臼季出使他国。途中经过冀地时，看到冀缺在田里除草，而他的妻子送饭给他吃时，两人彼此恭敬，就好像在对待宾客一样。回到晋国後，臼季就告诉晋文公这件事，并说：“恭敬是德性的集中表现，能够做到恭敬，就必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才能用以治理人民。”极力推荐冀缺，希望晋文公重用。但是晋文公认为冀缺的父亲有罪，是不能任用的。臼季说：“父亲的过失，是不应该再牵连子女的。像古时候舜因为惩罚有罪，流放了鲧，但却举拔贤人而重用了禹；管仲是桓公的敌人，但桓公以他为相而成就了霸业。君王在任用贤人时，只要取用其长处就可以了。”因此，晋文公放弃了成见，任命冀缺为下军大夫。後来“相敬如宾”这句成语，就从原文中的“相待如宾”演变而出，用来形容夫妻间相处融洽，互相敬爱。
成语入木三分：入木三分[rù mù sān fēn]，意指指墨迹深透木板三分，形容笔力遒劲。语出南朝宋·羊欣《笔阵图》。後用“入木三分”比喻评论深刻中肯或描写生动逼真。[源]南朝宋·羊欣《笔阵图》（据唐·张怀瓘《书断·卷二·王羲之》引）晋帝时，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真胜锺繇，羲之书多不一体。唐·李冗《独异志·卷上》王献之常为写〈祭晋元帝庙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典故]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会稽人，曾经担任右军将军，因此又称为“王右军”。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擅长行、草和楷书。一般而言，秀丽的字体会显得柔弱无力，而苍劲挺拔的字，又常会显得厚重刚硬，然而王羲之所写的字，却是风格超凡，刚柔并济，苍劲豪迈中不失秀丽细致。经过勤学苦练，笔力更是强健有力，无人能比。据说，有一次皇帝在北郊举行祭祀的仪式，必须更换原本已写有祝祭文的木版，工人们在削去王羲之写过的木版时，发现他的笔迹竟然透入木版有三分之深！由此可见王羲之雄厚强劲的笔力。此事见於南朝宋·羊欣《笔阵图》。王羲之在三十三岁时写的〈兰亭集序〉，以及三十七岁时写的〈黄庭经〉，一向被誉为书法艺术中最好的小楷范本，後人尊称他为“书圣”。而羊欣用来形容王羲之笔力的“入木三分”，後来演变为成语，用来比喻评论深刻中肯或描写生动逼真。
乡土中国读后感_956字
这是一整部论述性的作品，从前对于“书”的印象是里面有许多故事，是有情节的。如今是头一次接触论文式的书，本就陌生说理，读起来确实吃力。它的每句话都是要理解的，因此，只有在平心静气时用最冷静的思维才读的进去。我个人认为对于这样的书只读一遍是收获不够的，有读了一遍前几章，发现了其中的框架，也能结合整本书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句中要表达的意思，因此，对于现在初级水平的我，对于书中一切只能算作浅谈。
佩服书中的说理，文字在乡下是否有作用本就很难论说，但作者通过将城里教授的孩子和乡下孩子对比清晰地让人理解：城里人只熟悉城里的事物，正像乡下人只熟悉乡间一样，乡下人会在城里因为无知受到嘲笑，城里人同样也会在乡下遇到不认识的事物，虽然没人嘲笑他们，但说彼此“愈”确实没有根据。城里孩子学得好成绩高，但捕蚱蜢不如乡下孩子，这都是平等的，文字在乡下不如在城里普及就像城里人不懂农家知识一样是很自然的。于是要想文字下乡，文字在乡下也起到了作用，就要加快转型，充分而有力。
无论是根据书中论述，还是从实际出发，中国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国家，一个淳朴敦厚，有着黄土一般品德的国家。中国人自身带着几分“土气”，沉稳，老实，没有心计，中国人是含蓄的，他们面对困难，首先想到的是“克己”，这种传统在乡土社会中继承，传承至今。
曾经的乡土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正逐渐向着“浮士德式发展”。在当今中国，许多新型思想冲击着就有的传统，这是乡土社会面临的机遇，保持就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吸收新的文化，加快转型，这是当务之急。
按照作者对礼治的定义，中国社会仍是礼治的社会，和谐社会，一直被奉为主流，道德与法律相协调。平常的生活中很少涉及触犯法律的事，正是由于礼治思想的准绳约束着，法律只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肃然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却不如道德观念深入人心。作者认为人治有时能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正是人治有着“悬疑丛与”“罚疑从去”的灵活功能。
总体看来，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是由道德维系的，是有秩序的，中国人的观念深入日常生活，随处总想播种，仅用一句“我”辨别身份，诸多细节，充斥着生活。作者说这本书算不得是定稿，也并不能说是完稿，很有道理额。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指引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更提醒着我们明确自己的身份像土一般。
成语平心静气：平心静气[píng xīn jìng qì]，意指形容心情平和，态度冷静。语本《韩诗外传·卷二》。[源]《韩诗外传·卷二》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於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劳。”人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任其数而已。巫马期则不然乎！然事惟劳力，教诏虽治，犹未至也。《诗》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典故]“平心静气”原作“平心气”。心，指心情。气，可指脾气，也可借指态度。心情能保持平和，脾气自然就会控制得当，态度也会冷静。据《韩诗外传·卷二》载，孔子的高徒宓子贱接受鲁国国君的任命，到单父这个地方担任县令。在任期间，他很少外出，而且常常悠闲地弹琴自娱，但是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前任县令巫马期见了十分讶异，因为他在任时，为了治理政事，可说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日以继夜的工作。巫马期向宓子贱请教，子贱回答说：“那是因为我能任用人才，你却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广任人才，许多人一起分担工作，自然轻松悠闲得多；凭一己之力，工作全集中在一人身上，当然就会很辛苦啊！”後人评论宓子贱的作法，说他是让自己的身体闲散，但是注意力与心思却很集中，以平和冷静的心情和脾气来处理政务，其下百官自然能随之条理分明地治事。所以，做事时一昧地埋头苦干，事必躬亲，不如先做好全盘规画，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完成，也就是像宓子贱“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如此才是使事情更有效率的方法。後来“平心静气”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用来形容心情平和，态度冷静。
成语事必躬亲：躬亲：亲自。不论什么事一定要亲自去做，亲自过问。形容办事认真，毫不懈怠。如：《诗·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又如：于舅太爷却勤勤恳恳，事必躬亲，于这位外甥的事格外当心。——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九回
《乡土中国》读后感_1827字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这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乡村属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我无比庆幸自己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的一代都是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一辈的人基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呼。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也即群己、人我的界限划法问题。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而且公私分明，中国人则不然。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波纹，里层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不同的人们了。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而现在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是赶时髦。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就像费孝通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如此，希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希望乡村的生活更加美好！
成语命根子：有生命或精力来源的东西。比喻最受人重视的晚辈或最重要或最受重视的事物。如：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第六章：“她看见母亲和姐姐坐在炕上哭，知道猪还没喂——这口猪可是他们家的命根子呀！”又如：贾宝玉是贾母的命根子。
成语逢年过节：在新年之际或在其他节日里。如：清·姜振名《永庆升平前传》第40回：“逢年过节，老太太时常想念，不过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又如：逢年过节，我都特别想念你。
《乡土中国》读后感_1939字
韩寒的一句著名的语录是这样的：“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我看到这句话的不仅觉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时另我们自己都感到费解。确实，每个国家都有着一套自己独有的文化体系，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中国的人情社会，即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世方式让注重平等的西方人感到困惑。而西方人的一视同仁也让中国人觉得有些缺乏人情味。作为中国人，我对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感到熟悉，但有时也会心生疑惑，为何中国人会有这些特点？
《乡土中国》描绘出了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支配着生活各个方面的体系。因为是初次阅读，我对于书中的内容真正理解的不太多，某些观点也是让我觉得似懂非懂。但本书描绘的体系解答了我对中国一些社会现象的困惑，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过于西方的那些文化社会差异在我看来也更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人情社会有时也会令人感到苦恼。走出社会靠人脉，办事注重人情关系，这些现象时常让我对将来走出社会参与社会竞争感到一丝压力，光靠个人的奋斗还不足以使自己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时也会感叹中国人为什么无法像西方人那样公平地靠个人实力竞争。《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两文中，作者费孝通先生论述了中西社会格局的差异，并从这差异出发解释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他人的不同道德观念。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与他人发生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如波纹般一圈一圈向外层推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圈子内，与中心的关系密切程度当然不同。因而，中国人无法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程度处于不同圈子的人一视同仁。而西方人的观念中，个人是依托自己属于的团体而与这个团体内的人发生相互联系的。同时他们信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他们认为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待他人时更注重关系的亲疏程度，所以就会对于自己关系更密切的人给予更多关照。
人情社会有时令人伤脑筋，但不得不承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是合理的。“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这两种行为相比，大多数人更认同“亲亲相隐”且实际行为也偏向于此。我认为“大义灭亲”是残酷的，人的私心使人在感情上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对待亲人与陌生人。法律中有专门的回避制度，当被审判的人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使，审判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必须回避，从而保证公平也保证司法人员免受“法理亲情冲突”的困扰。
由于我学习的是法学专业，《乡土中国》里的《无诉》一文令我印象深刻。学习法律后，有了法律信仰，便相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好规范。读《无诉》一文，文章的第一句“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诉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便令我意外。一直把法律的发展看做是社会进步的发展，却不知传统社会中自有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礼”。不同于今天的掌握法律需要专门的训练，乡土社会中的“礼”是每个人都熟习的一种道德。克己复礼，人们靠内在的良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法律依靠的更多的是国家强制力。由此看来，“礼”在乡土社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虽然乡土社会的“礼”具有合理性，但它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不适合的。从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表达的一些观点中可以知道，传统的社会以一个个小乡村为单位组成的。乡村的流动性很小，人们彼此熟识，因而变动性也小，人们之间靠经验形成相处的规则也为彼此熟识。这套规则世世代代稳定地流传下来且被认同。因此，年纪越大的人由于有更丰富的经验，所以对于这套规则更熟悉。当有冲突发生时，往往年纪大，有威望的人当起仲裁者，给冲突双方评理。由于人们对规则的认同与对年长者的信任，这些裁决往往足以另他们信服，从而他们可以不采取“法”来解决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我们每天都将接触各种不同的人，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于是乡土社会的“礼”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的法律。打官司如今是很常见的事情。法律是适应这个时代发展产物。在我看来，当今社会的普通人一般很难做到像乡土社会的人们信仰“礼”一样信仰法律。因为“礼”在乡土社会的人们看来是被实践检验过的适合社会的规则，也是时代相传的人们理应熟记的规则。而在当今中国，法治的发展历史还太过短暂，法律暂时还不能做到像“礼”一样深入人心，为人所信仰。但我也相信，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健全，法治取得良好成果并获得人们的认同时，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断为人所认知时，法律信仰将在社会树立，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有序。
虽然对于这本书，我还有许多不太理解的地方。90后的我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中国的一些独特现象往往熟悉却不知其因。《乡土中国》帮助我了解到一些未曾体验过的传统，总的来说让我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成语理所当然：当然：应当如此。按道理应当这样。如：隋·王通《文中子·魏相篇》：“非辩也，理当然耳。”又如：善者福而恶者祸，理所当然。——明·赵弼《续东窗事犯传》
成语取而代之：指夺取别人的地位而由自己代替。现也指以某一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如：《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又如：清帝方今玩于彼股掌之上，及其时则取而代之耳。——蔡东藩、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第八十六回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_2227字
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因自己的职业性质，都是以解决问题为主。作为每天跟法律实务打交道的律师，书架上本来不多的法哲学、社会学等基础理论的著作鲜有光顾。自己一直以来也愿意做“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派，加之近十年来，目前耳闻的大学大家们写的东西是越来越看不懂，也不知道是自己肤浅还是人家深沉，总之对于那些解构——重构——再解构的“大家学说“，是愈加的不感兴趣甚至厌烦，总是抱怨离基层和实际太远，牛角尖书生气的东西太多。所以，我即便有兴致耐心去做读后感并形成书面文字，那至少是这本书须真正的在解决问题，在打动人，历史能够证明其价值的著作。国外的很多社会学名著已经不少；国内而言，很多现在讲的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在我看的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在解放前就已说的再透彻不过了。
请原谅我对社会学背景的无知，看费老《乡村中国》之前，我仅仅是从（朱）苏力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些个在校大学生喜欢看的畅销书中的一些内容中了解到进而查找这本书的。看了之后，我心里有种不太愿意承认的感觉，前面苏力的两本书似乎都在偷师费老的研究方法，甚至一些文风和语气也是有模仿之嫌，尽管不是所谓抄袭或山寨，但却让人不适。这也难怪，我们八十年代以后培养的前面几批法学博士们，现在都基本上是中国法学界的执牛耳者，但是却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至少让人敬仰的大师，大概也就是在浮躁的空气下博古通今，模仿古今甚至抄袭古今内外的结果，几无创新、突破。
费老的《乡村中国》实际上是其以《乡村经济》为基础，并结合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编的讲义整理后，于1948年出版的一本反映中国农村问题的社会学著作。按照费老的说法，这本书不是完稿，也不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十三篇短文，短短一万多字的薄皮书，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把中国三十年代封建农村社会活脱脱的解构的清清楚楚。这本薄书多次再版，其内容过去60余载，依旧没有过时，堪称经世大作。
第一篇《乡土本色》为概述。文章描述了中国30年代乡土社会的基本轮廓。第二篇《文字下乡》、第三篇《再论文字下乡》论述文字或教育对于乡土社会意义与局限。
第四篇《差序格局》最为经典和重要。与西方社会的团体社会不同，中国社会结构中存在差序格局。这是乡土中国全书的核心概念。乡土中国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差序格局，费老将其比喻为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涟漪：（1）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亲疏关系不同对待。即对家族亲属要“孝”、“悌”；对待知心朋友要“忠”“信”。（2）存在差序，水波由中心向四周扩散，一圈一圈，越向外，波纹越浅。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以己为中心，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紧接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等加强论证这层中国农村特有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无讼》、《长老统治》各自对农村礼教秩序等治理架构和习惯进行了描述。而《无讼》倒是蛮符合中国的目前情况和我们律师碰到的现实。中国社会群体都有厌讼心态，无论从面子问题、经济角度还是对审判者、代理者的不信任，造就了善良老百姓能不打官司就不打官司的思维定势，也造就了打官司的人基本上都是刁民的误读。
最后的三篇《血缘与地缘》是对中国农村“入土为安，叶落归根”的论述；《名实的分离》是对时势造英雄背景下的个人功名探讨。《从欲望到需要》表达了费老对中国社会成长的远景。以上三篇均是都是讲乡土社会的变迁，从动态角度描述乡土社会的现实现象。
费老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他的这本《乡土中国》写就也有60余年光景。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礼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
尽管我们国家在城市化的道路上，已经给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带来了巨大冲击，包括我们没有了大院邻居经常性的互相串门；尽管我们不像父辈那样会亲自下厨烧菜在家待客，而是每每在酒店宴客应酬；尽管我们的交际圈子越来越朝着价值利用的功力角度，人是认识的越来越多，吃过饭、递过名片都称很“熟”，而知音的真心的知心的确是越来越找不到；尽管我们的孩子包括父母都在被日后视为无用的奥数班消磨时间，而不愿或不敢让孩子去社会实践…这些冲击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社会伦理观念和家庭观念“内孝外和”。
同样，如果借用这本书来描述一下自己在律师行业解决现实问题的启发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充分的感受到我国律师行业与欧美西方国家的律师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西方律师的按照小时收费的方式，和我们按照包干收费的方式，也直接映射了不同社会文化早就的结算方式；西方社会的以牙还牙的法治强力维权，和我国的止诉息讼甚至全民调解的社会治理理念；西方社会的惩罚性违约损失，与我国填补损失的违约责任形成的不同追责方式等等。按照我自己的比喻，在中国的律师，和西方的律师区别，就好似中国的中医，须有治本的理念；而西方的律师，追求的是指标的效果。与其激烈、快速的干预社会生活不同，我们强调温和、根本的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所以，在中国做律师，也须考虑到中国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格局，考虑到中国的儒家和谐文化底蕴。如果说这是从《乡土中国》能够得到的职业启示，我想也是非常不错的。
成语执牛耳：古代诸侯订立盟约，要割牛耳歃血，由主盟国的代表拿着盛牛耳朵的盘子。故称主盟国为执牛耳。后泛指在某一方面居最有权威的地位。如：春秋·鲁·左丘明《左传·哀公十七年》：“诸侯盟，谁执牛耳？”又如：太仓之执牛耳，海内无不受其牢笼。——清·黄宗羲《姜山启彭山诗稿序》
成语入土为安：旧时土葬，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如：明·冯惟敏《耍孩儿·骷髅诉冤》曲：“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亲戚多道：‘从来说入土为安，为何要拘定三年？’”又如：舍妹已断了气，也该出殡了。在家虽好，但一则火烛当心，二者死者亦可以早些入土为安。——清·吴趼人《糊涂世界》第十二回
乡土中国读后感_3973字
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熟人社会即乡土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个社会所体现的特性，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特点。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特性。所以要谈社会的特点，就必须先了解人。
世界上民族众多，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包括风俗，宗教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的性格特点。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他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位于南欧，两侧分别是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形高低起伏，加上地中海气候，是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当雅利安人迁移到希腊时。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后来就建立起“半权力社会”。多数则选择了航海贸易的行当，形成了“城邦社会”。航海就意味着不断的变化移动，不可能长期和固定的人交往，同时也得不断的和陌生人打交道。航海和贸易也不可能完全依附某一样东西，所以他们之间表现出更多的竞争。不断的移动和竞争最终带来了一种崇尚自由的品性。在《圣经》中，时常可以看到先知们带着自己的部落迁移，同时也由于自由和反抗压迫等不断地进行战争。
希腊是“城邦社会”他们的城邦是由不断从外面迁移来的人组成的，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对城邦事务进行管理时，就必须协商，最后妥协，这就形成了名著的传统。不仅城邦内部如此，各城邦之间由于力量相当，不能形成专断，所以也表现出一种协商和妥协。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由于地处岛国，土地稀少，且多火山地震，生态环境恶劣，所以日本人对土地有着特别的渴望，同时也有很深的危机感，这也就造就了二战时日本的“大陆计划”，企图征服中国，征服世界。在一部日本影片中，日本即将沉入海底，而多数国家对此置之不理，对日本移民也不断排斥。这些都体现了日本民族沉重的危机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人给人以心胸狭隘之感，喜欢剖腹自杀的也只有日本比较常见。日本也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民族之一。
所以一个国家所处区域的环境和天气等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有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同时是季风气候，适宜发展农业，这使中国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东部有漫长的大海，南部大多是高大的山地和丘陵，北有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西部则更有世界第一的青藏高原，在加上后来修的万里长城，中国几乎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而中国人也体现出更多的保守性。当然这只是大环境，最重要的原因依然是对土地的依赖，也就是处在农业社会中。农业对土地，气候，水利有着特别的要求，一旦选择一块地后，人们便不愿意迁徙。由于人口的增加等带来的粮食的增加，也很少有人另外去开垦土地，而是通过精耕细作来增加产量。而精耕细作的技术也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安土重迁，重传统，不愿对外开放。
东西方文明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不同。在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化的时候，不同的文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社会制度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在氏族社会靠的是“武力”，在向国家转化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选择了”权力“为主导的分配，形成了高度集权和专制的封建社会，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则选择了“财力“为主导的分配方式的社会。除了性格和制度上的不同，在文化方面也有很明显的表现。以哲学为例，西方的哲学是思辨最强的，中国的思辨和保守二者兼有，而印度的哲学则是思辨性性最弱。
乡土社会即熟人社会，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首先是一个人为中心的框架型社会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散出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没有给人安排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由个人自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而是安排了一个框架，每个人把不同的人往这个框架上放。每个人都有父子，母子关系，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不一样的。社会对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是通过对一类社会关系制定了规则来实现的。儿子必须顺从父亲，但是不会说某个人必须顺从自己的父亲。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等级秩序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规范着所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了远近亲疏。春秋战国时的”礼“要求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这就要求在社会中分出远近亲疏，即区别对待。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林黛玉和他是姑表，而薛宝钗是姨表，所以林黛玉不薛宝钗亲，可见远近亲疏的深入人心。
其次是无诉。在古代，进衙门先打三十大板，刑讯逼供更是常事，善恶全凭那个高高在上的县老爷的眼睛。乡土社会的人怕打官司，出了官司不好打外，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官司可打。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谁非大家自有明鉴，有过错的人必然要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所以打官司几乎没有必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进衙门打官司，法律也因此而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再次是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是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大家子的男女分分房别院的居住，平时也很少往来，像贾宝玉那样的则叫封建社会的叛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男女授受不亲，否则就是越礼。在农村中则表现为不可偈越的男女分工，女的就呆在家里干活，交往的永远都是婆婆大娘之类的人物，男的有空时也很少呆在家里。在中国社会中同性关系亲密，异性生疏，在西方社会是恰好相反的。
最后是“长老制“。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远都是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就体现为族长，从以前那些浸猪笼的事例来看，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在一个乡里，则表现为那些特别有权威的人，比如说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等人物，他们没有任何职位，却人人都听从他。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固然不能再叫乡土中国，但中国的乡土性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依旧还是熟人社会。
舆论的力量。以前曾听说过一个案例。一个外出务工的女青年回家后钱借给了同村的人，因为是熟人没有打借条。后来那人赖账不还，并且还不承认借过钱，女青年没办法只好挂上一块牌子在街上哭闹，希望大家为她主持公道。这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特性，寻求道德和舆论的帮助。却很少想到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直到现在很多人仍有很多人借钱不打借条，认为熟人这样做显得生疏，足以可见维权意识的淡薄。
重远近亲疏。人在社会中必然有远近亲疏，但如果不分场合的运用就是一种错误。在社会中走后门，找亲戚的风气很严重。许多人刚上大学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提拔自己的亲戚，通过别人拉近关系，以获得某个职位，这样的例子数见不鲜，贪污腐败也因此而多了不少。“有关系“是对大多数人的一种不合理中的排斥和挤压，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和现代社会的公正平等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映现要么就是冷漠要么就是热情过头了。对于一个不认识的人中国认识冷漠的，或许是因为保守的天性，或许是心怀戒备，总是保持着远离和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对于熟人，中国人很热情慷慨。爱饭桌上可以为你夹无数次菜，饭后争着埋单，可以无偿的做很多事
自私自利。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老先生提到的“臭鞋大阵“，就是自私自利的最好体现。在每家的门前，除了一堆鞋外，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物，整个公共过道几乎被完全占用，家里面却干净的一尘不染。当然这种状况随着公共意识的提高和物业公司的进驻有所好转，但在公共场所吐痰，乱扔垃圾，破坏公物等依然随处可见。可见公共意识的淡薄。
现在在农村进城务工是一种潮流。农民工可谓是地道的乡土人。农村人不常使用自己的名字，刚进城时他们每次使用自己的名字时总是别别扭扭的。在农村名字只有上学等才会使用，而且都是别人在使用，平时使用的都是外号或者小名等，在刚进入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时，他们是很不习惯的。农民工打几年工挣够钱后，通常都是回家去修房子，然后娶妻生子，做点小买卖，平平凡凡的过完一生。除了现在在城市立足很难外，他们的那种安土重迁的性格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现在的农村了解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对法律的观念依旧没有转变过来。法律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把要不会来的钱要回来，得到应有赔偿的工具。这相对于权利义务观念还有还有很远的距离，不仅要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力，还要知道自己有那些权利和义务和有积极维权和履行义务的态度。美国的一位90岁的老太太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走了几千里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美国国会，被称为“90老太的长征“。她的行为不一定可取，但是她身上所有的这种意识确是非常值得敬佩的，美国联邦大法官称赞她说，”美国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就是靠像她这样的千万万人推动的。“所以对于真正的法治，不是单靠普法就能实现的，还有最重要的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改革的大潮下，各种观念纷纷入主中国，中国再也没有几十年前那样全国统一的观念。熟人社会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逐步解体，陌生人社会逐步完善。
熟人社会在中国了这么久，它也并非一无是处。熟人社会重道德。我们都知道，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制约机制，法律只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更注重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在熟人社会，道德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做事讲究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乡邻之间的舆论则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在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的作用明显降低，穷凶极恶的犯罪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乡土社会很有利于良好人性的培养。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对法律的盲点有很好的描补作用。
现在在城市里大多数人是各过各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少，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生活越来越少，这也造成了人情的冷漠。随之而来的焦虑症，忧郁症等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面对熟人社会时，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将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成语一无是处：是：对，正确。没有一点儿对的或好的地方。如：明·张岱《与胡季望》：“是犹三家村子，使之治山珍海错，烹饪燔炙，一无是处。明眼观之，只发一粲。”又如：我们看问题要全面、要一分为二，不要因为人家有缺点，就认为人家一无是处。
成语万不得已：表示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如：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八卷：“娘子不须挂怀，三载夫妻，恩情不浅，此去也是万不得已，一年半载，便得相逢也。”又如：今门之事，出于万不得已，并非有意为之。——清·李渔《比目鱼》第十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