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必备盘点各个世纪中西差异（综合）

本素材集合就从纪元前十八世纪说起。

有一天，夏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姒履癸亲临“炮烙”现场取乐，他问身边的大臣关龙逢好不好玩，开不开心。如识趣，关龙逢当说：“好好玩我好开心好开心耶！”可这位人性至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硬要说真话，说这种新刑罚太残酷了，不人道。姒君主一听，大为不悦：我只准你等与君同乐，不准发表与君心情不合拍的言论。既如此，你就去“尝试”一下吧。于是，把关龙逢给“炮烙”了。这就是说真话者的开端，也是中国恪守良知之知识分子的开端。此后几千年，中国刚正不阿之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无不与灾难并存。说到西方，它在本世纪还是混沌一片，自然乏善可陈。

纪元前九世纪起（信史时代），中国开始有了准确纪年的历史。同期的西方诞生了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希腊诗人荷马。

纪元前八世纪。周王朝在本世纪受到蛮族的毁灭性打击，国王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迅速衰退，封国逐渐脱离中央，各行其是。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二百余年的“春秋时代”，即“中国式城邦时代”。这“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1〕。遗憾的是，中国走了一条有别于希腊式城邦政体的路——官僚体制之路。至汉朝，中国已完整地“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2〕。官僚机构的过早发达（以郭沫若生前对西周金文的考证，庞大的官僚机构可追溯至殷代），严重制约了中国政体的多元发展思路。如果把“官僚机构”比作一种病的话，那么它是猛于一切不治之症的顽症。一个肌体得了不治之症，它十分干脆，不治即亡，基本没有多少纠缠。“官僚机构”这个顽症可就不同了，它存在于抽象的文化（即人的灵魂深处）“肌体”里，一旦定型，便会代代相传，逾千年，不仅不见衰败的迹象，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滚雪球似的无限庞大、臃肿乃至现代化。从中国历代官与民的比例上可见一斑：西汉1∶7945；唐高宗1∶3927；元成宗1∶2613；清康熙1∶911〔3〕。希腊式城邦政体（合议制），恰恰防止了官僚机构的形成。所以，周王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而希腊的影响却是世界的。

纪元前七世纪。不断升级的封国间战争，使本世纪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弱肉强食的政治格局。超级封国，往往利用强大的兵力和威望，代替没落的周王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谓“挟天子以令诸侯”。本世纪的西方出现一部“血法”（雅典执政官德勒可编撰），规定：偷一把蔬菜，即处以死刑，残酷之极。我想，此法的象征意义恐怕要大于实际意义。与其残酷，才为人所关注；与其残酷，才能增强人的法律意识。似之拙举，助长的不仅仅是贪污受贿，更是在灭绝人们头脑中本来就十分淡漠的法理。

纪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由本世纪进入它的后期，封国继续被吞并，国君继续被逐杀。在西方，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了公民议会和司法陪审制度（前594年）。雅典人的这两项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其影响至今无二。几十年后，罗马王国改建为共和国，设执政官和元老院（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的第三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伍子胥鞭尸事件。

纪元前五世纪。本世纪迎来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在文化史上，大黄金时代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首先，孔丘以六十三岁高龄，用他的观点对《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合称“五经”）五部古书加以编纂删订（“五经”从此支配华人学术思想达两千余年）。其次是儒、道、墨、法这四种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大黄金时代的辉煌达到顶峰。同期的中国思想界，可谓名流云集（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孙子等等，数不胜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中国独居世界。《韩非子外储篇》载，公输般用竹子、木材造一鸟鹊，放在空中飞三天掉不下来；南北朝时，有一和尚用木材造一飞鸟，在空着中飞翔几天，最后又回转原处降落。“不幸的是，这些比发明飞机还早的发明，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4〕。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地沿续和影响世人，致使科技的走向，呈“断代式”发展。此间的西方，明显逊于中国。可记述的有：一、希腊南部诸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推斯巴达为盟主（前500年）；二、490～480年间，波斯和希腊爆发两次战争，均以波斯大败告终；三、469年，苏格拉底诞生；四、450年，罗马公布十二铜牌法；五、42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诞生。

纪元前四世纪。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各封国纷纷宣布独立，国君改称国王，地位与从前管辖他们的周王朝的国王平等。独立后的秦国，在法家巨子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一改其落后、偏僻的小国形象，令各封国惊骇失措。法律意义上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一般而言是持久的，但以人治为框架的“法治”例外。本世纪的西方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在我们面前闪回：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政敌诬陷，在狱中服毒自杀（前399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诞生（前384年）、逝世（前322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逝世（前347年）。在此，需多着些笔墨的是苏格拉底。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然他却选择了法律所判定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在价值上，后一个正义也许要比前一个正义更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西方生机勃勃的法律文化的来处。

纪元前三世纪。砍砍杀杀的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以秦国吞并各封国终结于本世纪，崭新的有别于周王朝国度的大一统局面出现，秦国由此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中国人万世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嬴政为推行他的治国策（即独裁专制），不惜焚书坑儒，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全国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专制主义者固执地认为，只要在灵魂深处紧紧地控制住知识分子就万事大吉了，政权和社会就稳定了。历史却证明，正相反，如柏杨所言：“专制政体最大的缺点之一是，统治阶级多半一代不如一代。”〔5〕所以，看似庞大辉煌的秦王朝，仅存十六年就灭亡了。同期的西方，除罗马共和国铸造出银币（银做为钱币进入流通领域自纪元前264年开始）外，一直在拼杀之中。这是西方史的特点：要么乏善可陈，要么影响甚巨。

纪元前二世纪。中国人被称为汉人、汉民族，中国字被称为汉字，中国语被称为汉语，自本世纪（西汉王朝）始。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儒家学派借助政治的力量，贬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人惟一法定的正统思想。从此，中国人永久地被这个单一而保守的思想给僵住，影响至今。在一个国度，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那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所以，对中国人灵性的杀伤力，儒学思想甚于秦始皇的万世统一。但如果没有秦始皇这个万世统一的始作俑者，儒学思想又何以能大行其道呢？看来，集权才是万恶之源。与西汉王朝比，本世纪的西方仍“不成体统”：希腊各城邦除斯巴达外，虽共组亚该亚同盟，但在组织上，不具西汉王朝那样的高度统一格局。纪元前的中西方世界，看似混沌一片，或者说都没有离开过打打杀杀这些血腥场面，但大致的走向仍各不相同，比如在学术上，西方就从没出现过类似中国的绝对高度统一的所谓思想体系，至于组织体系，也必然地受到各自所“背依”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6〕；中国思想不一定是贵族思想，但却是王家思想。故言，中西方世界的诸多不同，是从一开始（混沌世界）就注定了的。

纪元前一世纪。中国与匈奴汗国的战争，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此属对外战争。在国内，统治中国西汉王朝的皇族（刘邦后裔），在享受太久的富贵后，不可避免地步入腐败和堕落的轨道，政权遂转嫁到皇室女流之手，形成所谓的“外戚政治”。为什么男系家族接班掌权就天经地义，而女系家族获得某个政治位置就叫“外戚政治”呢？在中国的史书上，“外戚政治”一词屡见不鲜，说明在史学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宗法思想。皇权虽死，但历史表述者们的皇权思想却还活着，这恐怕才是最可怕的。这种历史表述往往给人以错误的连贯认识：只有男根才有资格延续一党一族的香火，换换面孔就是“外戚政治”（或曰多党政治）。这一逻辑，实际是在为新独裁专制者张目，必须批判和唾弃。此间的西方，看来要比中国热闹些：(一)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内政，取消穷人四分之三的欠债。(二)罗马共和国发生持续三年的“奴隶战争”，最后奴隶军溃败，奴隶斗士斯巴达克斯和他的部属六千余人，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悬尸数十公里（前71年）。(三)罗马共和国“前三雄时代”开始，执政官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结盟，轮流主持国政（前62年）。(四)罗马“前三雄时代”结束。执政官庞培嫉妒恺撒的成功，与元老院联合，下令免除恺撒高卢（法国）总督的职务。恺撒遂回军，攻陷罗马城，庞培逃亡。元老院遂推选恺撒为执政官（前49年）。(五)罗马元老院给渥大维（恺撒养子）一个“奥古斯都”（伟大）的尊号，虽名义上不是皇帝，但与皇帝无异。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前30年）。(六)耶稣诞生（前4年）。

一世纪。从本节开始，与纪元前的区别是：纪元后是从少到多计算数字，纪元前的时间却必须倒着数。言归正传。世纪初（00年），统治中华帝国的西汉王朝灭亡。中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王莽时代，最后迎来东汉王朝（刘秀建立），中国再现大一统格局。而西方，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0年）一事可记。

二世纪。本世纪的中国有两件事可载：159年，中国第一个宦官时代（即当朝政权被宦官所控制）出现；大一统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西方则出现一位凶暴荒淫的罗马皇帝康摩达，他被元老院下毒后绞死（192年。同年，吕布刺杀董卓）。

三世纪。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时代”（220～280年），便出自本世纪，其前身为东汉王朝。“三国”（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共维持六十一年，后为新兴的晋王朝替代，中国重归统一。在时间上与中国的“三国时代”大致相同的，是罗马的“三十暴君时代”，计五十三年，三十个罗马皇帝，仅一人善终，余者皆死于非命。相反，中国的“暴君”（暴乃恶也，君乃善也，恶而善，是个什么东西？在此引为警觉的不是“暴君”这个怪物，而是文化不分善恶的包容度）大多倒都能寿终正寝，此为中西独特之一别。

四世纪。从本世纪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残暴、荒淫、混战是其全部特征。比较来说，西方稍趋明朗：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辞职（305年）；罗马帝国驻不列颠军团司令君士坦提逝世，部将拥立他儿子君士坦丁称帝，回军进攻罗马城（306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有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信教自由（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自罗马城迁都拜占庭（330年），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五世纪。中国仍处在混战、分裂时代。西方世界相对沉寂，惟值一提的是法兰克部落侵入高卢（法国），建立法兰克王国（486年）。

六世纪。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结束，隋帝国横空出世，中国再归统一。世纪初，正当中国混乱不堪的时候，西方人却完成了《查士丁尼法典》（529年），以及《罗马法典摘要》和《查士丁尼法制》（533年）。法治的传统，始终是西方史的主线。民主的传统（合议制）亦然。早在城邦时代，希腊的执行官就已经由民选产生了，并轮流执政。希腊城邦制度的可持续运转，得益于其贵族阶级的内部民主。内部民主是普遍民主的前提，如一个社会连最起码的内部民主都没有（通常表现为某一单极思想统领一切），普遍民主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城邦时代”延续了人治，建立起“官僚机构”；希腊城邦时代选择了法治，建立起“宪政政体”。可以说，这是中西之别的根本。

七世纪。世纪初叶，刚刚恢复统一的中国，再历混战，使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死于刀锋和饥饿，其罪魁祸首为“暴君”杨广。隋王朝在杨广手中仅十余年，就被唐王朝取而代之。唐朝人在一片瓦砾中，收拾残灰余烬，上下一心，兢兢业业，迅速走向繁荣，使中国历史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长约130年）。武则天在本世纪打破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登上皇帝宝座，成为当时超级大国的第一位女元首（实际在公元674年，武则天就已经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李治以“天皇天后”的名义同理国事了，并享受国家元首待遇）。在中国，一涉及妇女话题，自然地就会联系到封建或解放不解放的问题上去。其实无论从妇女参政，还是妇女的衣着，在唐朝都已经是领先世界潮流的了。至于盛唐时期的先进文化为什么不能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仍不外“王家思想”作祟之故。尽管中国女性实际执掌国家政权的个案早于西方国家，但那也不过是血腥斗争的结果，或曰“风水轮着转”罢了，并非制度使然。与中国相比，本世纪的西方平静而沉寂。倒是邻国日本在盛唐时期实行的“大化改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必须注意：经过十二个世纪之后的1867年，当日本人发现中国文化已过时了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将其抛掉，又来了个全盘西化——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年轻国家。日本人虽有一边倒的“劣根性”，但从自省的角度看，这也不失为该民族的一大优点。

八世纪。本世纪一开始，武则天的周王朝即告灭亡，唐王朝复辟。五十年代后，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李隆基手中结束，中国经一百三十年的超级强大，又开始走向下坡路。西方的法兰克国王丕平，在五十年代把意大利中部地区献给了教皇（756年。同年，杨玉环缢死马嵬坡）。

九世纪。中国的第二个宦官时代与黑暗、混战并存。唐政府后期，与历朝后期一样，彻底腐败和彻底糜烂。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向官员哀告，好像向猪哀告”〔7〕。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于是就有了黄巢起义。这时的西方再也不容我们忽视了：不列颠七小国中的西塞克斯王国，就在本世纪初，消灭了其他六国，建立起英格兰王国（829年。以中国的传统叙述方式而论，这一史诗很可能被书写为“西塞克斯王国统一了大不列颠”）。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西方小国，在后来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一度称为“日不落帝国”。由此向前推十二个世纪，即纪元前三世纪，秦国同样是以小国地位灭其他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威塞克斯王国与秦国都是小国灭强国的范例，甚至连战绩都一样，各灭六国，然其后世影响却大为不同：秦国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仅供一游的长城，以及让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焚书坑儒，更有危害广袤的专制传统。威塞克斯王国经演化为今之英国，它留下的文化遗产，除了全球化的英语和英国下的蛋——美国（今为民主、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超强大国）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制度文明。

十世纪。中国较上个世纪更为黑暗。本世纪零零年代，唐王朝灭亡后，再无一个政府能单独接替它遗留下来的广大而破碎的版图。各战区就在它们既有的领土上，公开宣布独立，于是中国又陷入分裂。好在时间不长，新兴的宋王朝取得天下，“不过已不能恢复永逝的黄金时代”，版图也大大缩水，“中国人千余年的经营扩张，全都丧失”〔8〕。本世纪末叶，西方的法兰克改国号为法兰西王国（987年）。

十一世纪。宋辽对抗在本世纪零零年代和解，两国之间保持一百余年的长期和平。由于宋帝国本身太衰弱的缘故，西北一隅的夏州自行建立了一个西夏帝国，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三国分立的局面：宋、辽、西夏。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同期的西方第一次兴起十字军，由法国贵族统军东征（1096年），历时四年。

十二世纪。强大的辽帝国在本世纪发生内乱，其所属女真部落在东北独立，建金帝国，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击败辽、宋两帝国。本世纪的西方，又在法律建设上向前迈进一大步。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克拉林敦约章》，该条例使司法陪审员制度成为现实。从此，人权首先在不列颠获得法律上的具体保障。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对全人类文明影响巨大、贡献巨大的制度。从纪元前六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司法陪审制度至今，经过了十八个世纪，司法陪审制度终得以正式确立和实际运用。即便是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看，英王亨利二世颁布的《克拉林敦约章》也是超前的，划时代的。此后世界人权理论的实践与完善，无不得益于《克拉林敦条例》的颁布。如果没有该条例的诞生，世界人权的法律定位肯定要推迟；世界人权的状况，也肯定不会比今天乐观。

十三世纪。在荒凉穷恶的浩瀚沙漠上崛起一个蒙古帝国，它的强大超过女真百倍。因此，它“一口”就吞并了中国版图上的四个帝国：辽、西夏、金、宋，汉民族第一次全部被异族统治。而西方继续以其强势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英国在它的不列颠小岛上，颁布了《大宪章》，创立了国会。《大宪章》规定，未经法庭审讯，不得对人民逮捕监禁。这是英国有宪法之始，也是全世界有宪法之始。然“自然”惯了的英王亨利三世，却屡次违反《大宪章》，蒙福尔伯爵不得不依法把亨利三世囚禁（纪元司法，首拿国家元首开刀，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在我们的古典律例中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学理念，但同时却又被“刑不上大夫”的王权思想抵消了，最终，法律还是成为“有权阶级”的统治工具，仅此而已），召集教士、贵族、武士、平民代表，成立议会——世界各国自此开始有国会（1265年）。至1295年，议会政治在英国走上正规。事实上，西方在为他们的助跑做准备了。

十四世纪。蒙古统治者在人民的不断反抗下，其统治于本世纪八十年代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汉民族为主的明王朝，其寿命为二百九十四年，长达三个世纪。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恶运的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就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国不幸成为恐怖世界：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仅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直辖省（江苏、安徽两省）的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家人诀别，到晚上能平安回来，那就是三生有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绷紧神经，真可谓生不如死。当时的首都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柏杨说：“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入侵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这“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无与伦比的罪恶”〔9〕。这具体归纳下来有三大重要内容：(一)人权的蹂躏（“诏狱”和“廷杖”）；(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省部级高官直接由皇帝提拔使用）；(三)文化酱缸的加深（文字狱和八股文）。英国于一百年前（十三世纪）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其时的中国明政府却出现了严重践踏人权的诏狱和廷杖；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使君权无限扩大。柏杨总结说：“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的制度，则由朱元璋创始。”〔10〕在西方，除英法发生过两次战争外，再就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逝世（1321年），别无惊天大事发生。

十五世纪。本世纪的中国，可谓“奄奄一息，暗无天日”〔11〕。（四十年代，中国迎来第三个宦官时代）。暗到什么程度呢？朱元璋在位的时候，他的血腥政策本来就已使中国堕落成一个至少落后欧洲三百年的“白痴部落”，然其子朱棣新官上任“三把血”，他一即位就大行其父的血腥政策，首先把他看不顺眼的中央政府内部的许多部级官员及其家人和亲友赶尽杀绝，甚至连这些人的同学和朋客也大都除尽了（一次性枉杀一万四千多人）。而此间飞速发展的西方，愈显朱棣政府“奄奄一息，暗无天日”的一面。或有人以郑和七下西洋为例，举明朝政策积极的一面。然我们不得不说，郑和七下西洋的规模和技术虽说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伦布探险之上，但就其目的而言，完全是白痴般的狭隘举动。与欧洲航海探险家殖民和扩张姿态不同的是，“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夺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热情拜会当地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包括劝说他们承认大明中国的宗主权”〔12〕。郑和七下西洋，仅前两次就动用军舰一百一十艘，战士六万人。而如此兴师动众，无非“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而已”〔13〕，这真让人哭笑不得，也使后人对前人的愚蠢感到无地自容。相反，倒是西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1453年，历时一百一十七年的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大败而告终。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潮，西方人以无与伦比的蓬勃精神，投向海洋。世纪末叶，伟大的哥伦布船长发现新大陆（1492年）。两年后（即1494年），天主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划界令，沿北美洲东海岸纵划一线，西归西班牙（包括北美洲与南美洲大部），东归葡萄牙（包括南美洲的巴西与非洲全部）。

十六世纪。东、西方文明的“分水线”，可从本世纪划起；东、西方的发展方向，亦从本世纪分道扬镳。本世纪的中国，仍处在大黑暗时代，诏狱的廷杖声和抗暴声，混杂着八股文的吟哦声，响彻中华。而此期的西方，其扩张的速度与进步可谓一日千里，诸如进入高峰期的文艺复兴运动；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葡萄牙商人从浑噩的明政府手中取得澳门作为殖民地；欧洲人灵性的复苏；麦哲伦航海环绕地球一周，证明地球是圆的（1520年）；西班牙人开始涌入新大陆，大量殖民，占领古巴（1508年）、墨西哥（1519年）、秘鲁，又在亚洲占领菲律宾群岛；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揭示出宇宙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1543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试验物体落下速度，发现落体规律，后来又发现摆动规律，至钟表出现；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失败，自此西班牙没落，英国取而代之（1588年）等等。本世纪中国虽有三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问世，但在总体上，已被西方远远甩在后面。

十七世纪。本世纪四十年代前，中国继续大倒退，政治之黑暗，为历史之最，这往往也预示了一个朝代的结束。四十年代后，满洲人爱新觉罗取代腐烂了的明王朝，汉民族第二次沦为亡国奴。八十年代，在大黑暗的浓雾中，中国竟奇迹般地迎来为时一百年之久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只是这个黄金时代，比唐朝时期的那个黄金时代，更少了些人文精神。而同期的西方各国，正在做起飞的最后准备。因而它们在领土、思想、学术、改革等方面，继续扩张和进步：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积极向东方侵略（1600年）；荷兰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尼）、中国台湾、澎湖；英国、荷兰分别殖民北美洲，英国又把荷兰人驱逐；英国征服印度；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地心吸力；伽利略发现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环绕太阳运行。而本世纪西方的焦点，主要是英国革命。最初，先是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交《权力请愿书》，要求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拘捕人民，查理一世被迫签字（1628年）；接着，查理一世下令解散国会，继续实行独裁专制（1629年）；英国国会向查理一世提出《大抗议书》，指责他的种种不法行为（1641年）；英国革命爆发（1642年），四年后，英王查理一世兵败被擒（1646年），英国国会法庭判决查理一世死刑，斩于断头台，之后，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649年）；三十九年后，英国发生不流血革命（1688年）；次年（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严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确立），英国专制政治从这一年起，完全消灭，这是英国对世界的又一伟大贡献。

十八世纪。可以说，本世纪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十六世纪以前，人类一直在缓慢地步行。但自十七世纪起，欧洲的步伐加快。进入十八世纪，欧洲开始跑步，科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均有重大突破，从而把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科学方面有：约翰发明飞梭；哈格理夫斯发明纺纱机；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1769年），人类由此脱离手工业时代，进入机器时代（这一划时代的发明，使东、西方从此分歧为两个世界）。意识形态方面有：法国学人孟德斯鸠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1748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它奠定了人权的尊严）；美国脱离英国独立（1776年），选举总统，实行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伟大实践），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人民选举国家元首的国家；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发表《人权宣言》（距十七世纪英国发表《权利法案》正好一百年），这是卢梭人权学说的伟大实践，民主思想从此开始传播，其势不可遏止；法国改建共和国，斩国王路易十六于断头台（1792年）……同期的中国对西方发生的这一切皆茫然不知，也就更不会引起丝毫震动。不仅如此，到本世纪八十年代黄金时代一结束，大黑暗马上又卷土重来，中国的不幸重新恢复！

十九世纪。“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般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14〕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追求科学、追求人性尊严的伟大而崭新的时代，同时还以疯狂的“姿态”向外猛烈扩张。科学发明有：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电报（美国人摩尔于1844年发明）、无线电报（意大利人马可尼于1897年发明）、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美国人富尔敦于1803年发明）、打字机等等。开发改进的有：发现石油、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提高妇女权利和地位（其中包括1854年确立的军中女护士制度）、厂矿企业林立、资本家兴起，以及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的先后建立等等。同时，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开始在欧美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的上述新生事物，仍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贫穷落后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愚昧无知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且步步恶化。本世纪九十年代的戊戌变法运动，好不容易给中国人一个觉醒、自新的机会，最终还是命运不济地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说到这里，感情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光绪这个以卵击石的清末改革者。在他身上，最大的不公不是慈禧势力对他的囚禁，而是史家（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家”）对其历史地位的公然“囚禁”。以今为例，“人们看待历史，也还是以成败论英雄。在多到不可胜数的满清皇帝们的电视连续剧中，从来就没有光绪的戏，即便有，也大都是病病恹恹、低声下气地站在‘老佛爷’身边。……在中国，‘伟大人物’从来就没有失败者的份；‘伟大人物’从来都是权倾天下的‘英雄’。这个细节万万不可忽略。这是从统治者到平头百姓，从专家学者到各类艺术家们都愿意分享的审美期待”〔15〕。从这一意义上说，光绪就是个政治性敏感人物。换句话说，一切被废黜的政治性人物，一般都有较长的敏感期，似光绪能“敏感”到今天，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二十世纪。“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严重——推翻清王朝，结束历时约五千年之久的专制政治，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6〕在这个世纪，中国被动地与西方进行了面对面的“亲密接触”……1900年5月25日，那拉兰儿竟然生出一个天大的气魄来，下诏向世界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世界各国最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得到证实后，无不吓一跳。于是，英、美、意、德、法、日、奥、俄，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港登陆。7月20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距慈禧向全世界宣战仅五十五天。十数万赤着背、念着咒语，疯狂上阵的义和团，和步履蹒跚、手握大烟枪的正规军，在八国联军面前一败涂地。这时曾有天大的气魄向全世界宣战的那拉兰儿却如丧家之犬，带着她的受气包皇帝向西逃去。大敌当前，安危当前，这位老太婆仍没忘在逃走之前把皇帝最宠爱的一位妃子投到井里淹死。当然，中国三千多万老百姓的安危她就更不会管了，百姓只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别无选择。而躲到西安去的那拉兰儿及其皇亲国戚，每天照样是锦衣美食，快快乐乐地看戏，天塌下来，有黎民百姓为他们顶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