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iji

[外文]：memorizing

记忆是学习的认知的一个侧面。一般分为识记、保持和回忆三个过程。识记是保持和回忆的前提；回忆是识记和保持的结果和表现。学习是从识记开始的。识记可以分为无意识记和有意识记两大类。有意识记又可分为机械识记和意义识记两种。各种识记在学习中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无意识记是没有自觉目的、也不需要作出任何意志努力的一种识记。人们所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有很多是通过无意识记而获得的。有意识记是有自觉目的、在必要时也需作出一定意志努力的一种识记。人们所学习的科学文化知识，其中有很多极其重要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事实，都必须通过有意识记去牢固掌握。正是借助于有意识记，人们才能积累知识、巩固知识、系统地掌握知识。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把无意识记和有意识记巧妙地结合起来，是减轻负担又能促进学习的有效措施。

机械识记的主要特征是：不需要理解学习材料的意义而单纯依靠对材料的重复；不需要或很少利用过去的知识经验；不要求采取多种多样的有效识记方法。它的基本条件是复习。对于缺乏意义的学习材料，如历史年代、人物名称、元素符号、外语单词等机械识记是必要的。意义识记的主要特征是：需要理解材料的意义；需要利用过去的知识经验，采取多种多样的有效识记方法。在学习中，大多数材料都包含有一定意义，如科学的定义、定理、规律和法则，需要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去理解，才能记住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

在学习中，人们必须把机械识记和意义识记结合起来。一方面，在机械识记时，需要意义识记加以帮助。比如人们逐字逐句地背诵一首诗词，为了记得又快又好，就必须借助于意义识记去掌握这首诗词的主题思想和基本内容；如果撇开意义识记，不去深入理解，那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把这首诗词背诵出来。另一方面，在意义识记时，也需要机械识记来加以帮助。比如人们依靠意义识记掌握了数理化的公式、定理和规律等之后，还必须借助于机械识记去进行逐字逐句的背诵;如果撇开机械识记，要想熟练地背出数理化的公式、定理和规律，还是很困难的。

（1）要想记住，先要懂得。因为理解不仅包含对学习材料的内容、结构层次的了解，而且也包含着过去已经习得的知识和经验。这也就是把新学习的材料当作有意义的东西归入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从而便于保持，也便于回忆。即使识记无意义的材料，也可以赋予某种意义而后再行识记。例如电话号码475869 的识记，按原顺序识记是很难记往的，可以把它分拆成为456和789自然数列的交叉，识记就很容易了。有人认为学习一篇文章等材料时，以20％的时间用于理解意义， 80％的时间用于复习较为适宜。

（2）注意是识记的必要条件。对识记材料的高度注意也可以提高识记效果。实验表明，给两组被试者以同一篇短文，一组聚精会神地诵读两次，一组心不在焉地诵读十次，结果前者的记忆效率较之后者还要高出很多。注意可由儿童的某种意志和决心而产生。如果儿童一旦形成了完成某项任务的意志和决心，他会全神贯注，产生高度注意，为达到目的而努力，识记效果大大增加；反之，如果儿童缺乏完成这一工作的意志和信心，纵令长时学习，识记效果仍然不大。

（3）语言韵律化可以提高识记的效果。韵律化语言的识记效率高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有的实验提出：非韵律化学习 10个无意义的拼字，要复习 23遍才能记住；而韵律化学习 12个无意义的拼字，只要 14次就能全部记住。其主要原因在于韵律化体现了语言的近似性重复。例如，识记杜甫的《兵车行》比文字相当的论文要好记得多。“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其中“萧、腰、桥、霄”就是近似性重复，加上它的节奏使人读起来琅琅上口，增加了学生的兴趣和注意，从而收到较好的识记效果。

（4）“过度学习”是巩固识记效果的有效方法。识记材料能背诵后，不宜马上停止，继续熟背若干遍，叫做“过度学习” (over-learning)。过度学习对于增加识记材料的保持是最有效的方法。儿童普遍不重视过度学习，一旦能正确背诵学习材料，便认为万事大吉了。教师和家长应当说服学生，促使他们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材料自觉地进行反复学习与背诵。

（5）根据识记特点安排学习内容与方法。外界环境输入人脑的大量信息中，只有有关的信息才有必要储存脑中以备未来之用，这表明识记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形成个人不同的识记特点：有的人长于视觉的识记，而拙于听觉的识记；有的人长于容貌的识记而拙于名字的识记；有的人长于识记数字、年代，而拙于识记诗歌散文；画家长于识记事物的表象特征，而音乐家则长于识记音符。识记的选择性是受个人生活环境制约的。因此，在拟定儿童学习内容时，应当注意儿童的生活环境、年龄等因素。由于一般儿童认识世界多注意感性直观方面，对抽象理论的记忆，在小学阶段尚无多大发展，所以不宜强制小学生去背诵一些抽象枯燥的东西。

参考书目

1. 曹日昌主编：《普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