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遗产：云冈石窟(外景)

云冈石窟早期的代表为“昙曜五窟”，即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16至20窟，开凿时间在和平初年至和平六年(460——465年)。早期石窟的特征为椭圆形的大像窟，草庐式窟顶。窟形和造像继承了印度、中亚的雕造特征和鲜卑拓跋草原牧场上穹窿顶的毡包形式，造像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塑刻五尊大佛，巧妙地将北魏佛教中“拜天子即礼”的实用宗教与石窟雕刻结合于一体。造像肩宽体壮、身材粗短、面相丰圆、深高鼻，身着通肩式或袒右式袈裟，每窟造像内容为三世佛。五窟中较有代表的为第18、20窟。第18窟内主像为一立佛，身着袒右肩袈裟，高15.5米，袈裟上刻有随衣着起伏而趺坐的小佛，人称“千佛袈裟”。第二十窟内主佛为一坐像，高13.7米，结跏趺坐，禅定印，肩宽壮，深目高鼻，着袒右袈裟。此窟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也是云冈石刻的象征。

中期开凿时间为和平六年至太和十八年(465——494年)，共有12窟，即1窟、2窟、5至13窟及未完的第3窟。此时为冯太后和孝文帝于平城执政期间，云冈石窟的雕造进入鼎盛阶段。此期在武周山斩出高达30米、长近600米的摩崖巨壁，连续开凿了12个大型石窟。无论从规模还是内容雕刻均超过早期石窟。它吸收了龟兹(新疆库车一带)、凉州(甘肃敦煌)石窟的艺术精华，结合中原地区的艺术特征进行了新的融合创造，窟形上出现了佛殿窟和塔庙窟，造像内容丰富多彩，汉化色彩渐趋浓厚。佛、菩萨面相丰瘦适宜，表情温和恬静，褒衣博带式佛装亦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年)以后的造像中出现，从而开启了云冈乃至北方石窟造像中国化的帷幕。

第5、6窟，第1、2窟是中期云冈石窟的典型代表。 第5窟窟前为五间四层绕廊楼阁，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窟内主佛释迦牟尼，高17米，是云冈石窟中最大的佛。壁后为诵经道，供信徒礼佛绕行。四壁满雕佛龛造像，栱门两侧，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六窟平面近方形，中央雕两层方形塔柱，高15米，下层四面雕有佛像，上层四角各雕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其余各壁满雕佛、菩萨、罗汉、飞天等像。绕塔柱四面和窟的东、南、西三壁刻有三十三幅佛传故事，内容丰富，规模宏大，雕饰瑰丽，是云冈石窟中期雕饰艺术之精华。

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虽然政治中心南移，但北都平城仍属佛教重地。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层官吏和信仰佛教的民间团体开凿的中小型窟龛，如蜂窝般从东到西遍布崖面，分别为第4、14、15、20至45窟及第4至6窟间的小窟。这些石窟是云冈晚期石窟的代表，开凿时间为太和十八年至正光五年(494——524年)。此期流行三壁三重龛行列式洞窟，窟内方整，窟外门楣处雕饰繁缛，佛像面形清瘦，长颈、削肩，均着褒衣博带式服装。此期云冈造像艺术更臻成熟，尤其是许多窟顶的飞天伎乐，构图典雅，线条流畅，雍容中透着秀雅，夸张中微含敛意，宁静中充满意境艺术美的典范之作。这种清新、典雅的艺术风格与早期昙曜五窟中深厚、淳朴的西域式情调，与中期石窟中复杂多变，气度恢宏的太和情调各异其趣，表现了中国石窟艺术民族化进程中的显著转折。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