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等书中的九州及“地名”术语的出现。先秦时期还出现了两本著名的地理作品，即《山海经》与《尚书》中的《禹贡》。《山海经》中虽然记载地名多达1100个，但有的难于稽考，甚至近于荒诞，其价值在《禹贡》之下，而《禹贡》则是我国地理学中的宝典。所记地名虽仅约110个，但其记述的地名对后世地名的影响深远，其中绝大部分可以确指其今为何地。

《禹贡》把当时的境域划分为九个部分，称为九州。这九州的名称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后来九州被认为是禹平水土后所划分的行政区划。九州的名称也见于其他书籍中，如《尔雅》在“释地”中也提到九州的名称；《周礼》在“职方”一节中，不仅列出州名，还简述了山川居民与物产等等；在秦统一前不久编写的《吕氏春秋》中“有始览”一节里，既列出州名，还和列国进行对比，现将各书中九州名称，列表对比如下：

其中有六州各书皆同，不同者《尔雅》缺青、梁二州，多幽、营二州；《周礼》缺徐、梁二州，多幽、并二州；《吕览》缺梁州，多幽州。各书叙述繁简不一，以兖州为例，《禹贡》说：“济河为兖州”，《尔雅》说：“济河间曰兖州”。这里河指黄河，古代黄河在今郑州西北即转东北流，在今天津附近入海，济河的一部分已成为今之黄河。河东则指古时的黄河下游以东，所说都是一致的。既然以一些自然实体作为划界依据，说它们是自然区划还是比较合理的。至于《吕览》所说：“兖州，卫也”，“冀州，晋也”，“徐州，鲁也”……实际上卫、晋、鲁等这些国家在《吕览》写作时，已不存在，说是当时的政区也不合适。如此，也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禹贡》说的是夏制，《尔雅》说的是商制，《职方》说的则是周制。实际州成为政区则是迟到汉代后期的事。后来九州又成为“全国”的代称，并一直流传下来。

《禹贡》记述的地名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部分：人文地理实体地名，除上述地理区划的九州名外，还有属国地名三个，共12个；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即山和水，包括河流、湖泊、海洋名，共82个；泛指地名14个。以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占绝对多数。值得今天注意的不仅仅是这些地名的本身和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名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禹贡》地理区划的通名“州”至汉代演变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行政区划名的通名。在汉武帝创设的13个监察区域中，有冀、豫、徐、兖、青、荆、扬等七个州的专名来源于《禹贡》。至东汉“州”开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使用的行政区划的通名，只是以后各个朝代州的等级规模不尽相同罢了。直到今天，《禹贡》九州中的专名冀、豫仍为河北、河南两省的简称，而徐、兖、青、扬、荆仍为中国现代城市或地区的专名。而不少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也一直沿用到今天。山如河北的碣石、山东的岱、蒙、峄、陪尾，河南的桐柏，晋冀边界的太行等；水如洛、卫、淄、泗、渭、东海、南海等。《禹贡》记载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占绝对多数的事实充分证明，古代地名来源于人们的生产活动，来源于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并且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初期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强烈依赖。

《禹贡》等古代文籍大都文笔简练，所提到的一些地名往往缺少必要的解释，所以长期以来，不少地名引起学者们的许多争议。例如“三江”究竟是指长江的三段，还是指下游的三条入海通道。云梦泽究竟是一个泽还是两个泽的合称，其位置及范围又在今天的何处。至于黑水、碣石等后来也都论述纷纭，莫衷一是。

先秦时期，除上述的《山海经》和《禹贡》之外，先后出现的《管子》、《吕氏春秋》、《尔雅》等论著均有关于地名的记载。这些著作对地名的记载，或侧重于论述地域划分、地名命名原则、解释地名的含义与来源，或侧重于论述地名用字和地名分类等问题。如《尔雅》与地名关系较密切的篇目，有“释地”、“释山”、“释水”、“释丘”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地名”术语的出现。“地名”术语应该是在积累了大量具体地名之后，为便于类分和概括提出来的。见于最早的文献记载的是战国时代成书的《周礼·夏官》(又称《周官》或《周官经》)：“邍〔yuan原〕师，掌四方之地名。”可见“地名”术语在中国至晚出现在2500年以前。如果考虑到《周官》记载的是周代官制，“地名”一词出现的时间当向上推移到西周初年，距今约3000年。成书于我国汉代的《榖梁传》亦提到了“地名”术语，称“眜〔mei妹〕，地名也”；“越，盟地之名也”。作为地物或地域名的具体地名与“地名”术语的出现，为研究地名的来源及其沿革变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