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awangdui Hanmu
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长沙为汉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该墓地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冢”。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2年发掘了1号墓。1973至1974年初,发掘了2号、3号墓。1973年出版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据《史记》和《汉书》记载,长沙相利仓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卒。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 3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即第一代轪侯利仓本人。 1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名章,墓主应是利仓的妻子。3号墓墓主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可能是利仓儿子的墓葬。3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1号墓分别打破2号墓和3号墓,则其年代应再晚些。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墓葬形制
马王堆汉墓的地面上,原有大小相仿的两个土冢,东西并列,底径各约40米,顶部圆平,高约16米。当地原是一片四、五米高的土丘,造墓时先在土丘上挖出墓坑的下半部,再用版筑法夯筑出墓坑的上半部和墓道,入葬后填土夯实,筑起高大的坟丘。3座墓的墓坑,形式基本相同,都是北侧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1号墓的墓坑最大、 最深。墓口南北长19.5米, 东西宽17.8米,以下有4层台阶,再下则是斗形坑壁,直达墓底。墓底长7.6米,宽6.7米,深16米。另外两座墓的规模略小,墓坑较浅,墓壁只有3层台阶。2号墓墓底长7.25米,宽5.95米;3号墓墓底长5.8米,宽5.05米。
3座墓的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1号墓填木炭厚0.4~0.5米,总重量约达1万多斤,分布在木炭层外的白膏泥,厚1~1.3米,粘性甚强,渗透性极低,对于密封起决定性作用。1号墓的白膏泥堆积既厚又匀,封固严密,使深埋地下10多米的椁室形成高标准的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基本排除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各种物质的损毁作用,故墓内的多层棺椁、墓主尸体及随葬器物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另外两座墓,特别是 2号墓,则因白膏泥堆积较薄,分布不匀,密封程度不好,墓内的保存情况较差。
棺椁结构1号墓和3号墓的棺椁都保存相当完整,结构大体一致,但规模有一定的差别。1号墓的庞大椁室和4 层套棺,采取扣接、套榫和栓钉接合等方法制作而成,约用木材52立方米。椁室用厚重的松木大板构筑,长6.73米,宽4.9米,高2.8米,下置垫木和两层底板,再树4块壁板和4块隔板,便形成居中的棺房和四周的边箱,上部覆盖顶板和两层盖板。4层套棺用梓属木材制作,内壁均髹朱漆,外表则各不相同。外层的黑漆素棺体积最大,长2.95米,宽 1.5米,高1.44米,未加其他装饰。第2层为黑地彩绘棺,饰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及形态各异的神怪和禽兽。第3层为朱地彩绘棺,饰龙、虎、朱雀和仙人等祥瑞图案。第 4层为直接殓尸的锦饰内棺,盖棺后先横加两道帛束,再满贴以铺绒绣锦为边饰的羽毛贴花锦。3号墓的椁室南边箱多一纵梁。套棺3层,外棺和中棺的外表均髹棕黑色素漆,未加其他装饰,内棺则在加帛束之后满贴以绒圈锦为边饰的绣品。 2号墓从残存的痕迹看来,结构和 1、3号墓有所不同,椁内置2层棺。
女尸及其衣衾1号墓的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然经历了2100年,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临床医学检验表明,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以及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病变,为研究尸体的保存以及古组织学、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女尸身着丝绵袍和麻布单衣,足登青丝履,面盖酱色锦帕,并且用丝带将两臂和两脚系缚起来。然后包裹18层丝、麻衣衾,捆扎9道组带,又覆盖两件丝绵袍。女尸出土时,浸泡在约80公升的无色透明棺液之中(出土不久变成棕黄色)。这种棺液经多种科学分析判明不是防腐剂,而是土壤中的水分通过白膏泥和木炭层渗入墓室,经长时间的凝结而积聚棺内,具有微弱的抑菌、杀菌作用,但不是尸体得以保存的根本原因。
随葬器物
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随葬品都置于棺房周围的4个边箱之中,主要有满盛衣物、食品和药材等物的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和陶器,以及“遣策”竹简,均达1000余件。两墓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3号墓还随葬有帛书和兵器。
“遣策”竹简详细记载了1号和3号两墓随葬品的情况,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 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1号墓“遣策”竹简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明器,但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简文所载与墓内所出实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3号墓所出“遣策”竹简,除大部分内容与1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彩绘帛画1号墓和3号墓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保存完整,色彩鲜艳,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两幅帛画的构图基本一致,全长2米许,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当时葬仪中必备的旌幡。画面上段绘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着天上境界;下段绘交龙穿璧图案,以及墓主出行、宴飨等场面。整个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 (见彩图)。有人认为,“遣策”简文中的“非衣一长丈二尺”,即指这种帛画。两墓帛画的主要差别在于墓主形象,1号墓为女性,3号墓为男性。3号墓棺房悬挂的帛画,西壁保存较好,长2.12米,宽0.94米,绘车马仪仗图像,画面尚存一百多人像、几百匹马和数十辆车;东壁的帛画残破严重,所绘似为墓主生活场面。
纺织品和衣物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1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绵袍及裙、袜、手套、 香囊和巾、袱外, 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3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1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两,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用作衣物缘饰的绒圈锦,纹样具立体效果,需要双经轴机构的复杂提花机制织,其发现证明绒类织物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从而否定了过去误认为唐代以后才有或从国外传入的说法。而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保存较好的麻布,发现于1号墓的尸体包裹之中,系用苎麻或大麻织成,仍具相当的韧性(见汉代纺织品)。(见彩图)
帛书和医简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大批帛书和两卷医简,均出自3号墓东边箱的长方形漆盒中。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出土时都已严重破损,经整理,知共有28件。其中除《周易》和《老子》二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这是中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资料的一次重大发现(见马王堆帛书)。
医书简两卷200支,一卷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讲的是养生之道,另一卷则为房中术。
乐器马王堆汉墓的乐器,1号墓出土有二十五弦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还出土二十二管竽和一套竽律。3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七弦琴和六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12支一套的竽律管,分别标明汉初的律名,为探讨中国早期律制增添了物证。
漆器和木俑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共约500件,计1号墓184件,3号墓316件。这是各地发现汉代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器类主要有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匜、奁、案、几和屏风等。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纻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一些漆器书有“轪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不少漆器有“成市□”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见彩图)
此外,1号、3号两墓分别出土100多件木俑和30多个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
- 参考书目
-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
- 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
参考文章
- 马王堆汉墓和放马滩秦墓中的惊人发现中国地理
- 长沙马王堆汉墓与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国地理
- 马王堆汉墓地图中国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