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构建

霍华德·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二卷开头提到，自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欧和北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座富矿。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heory）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197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Gordon）在论文集《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发表《漫漫滑行道上的升与降》一文，首次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将其定义为确保单个资本家能够进行资本积累的，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整体（Gordon，1978）。在其后的一篇论文《积累阶段与经济长周期》中，戈登进一步阐发了前文的观点：资本积累既不会在真空中实现，也不会在杂乱无章中实现，而是借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实现。从一般意义上说，积累的社会结构由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互为关联的四项制度结构所构成：其一，积累的当事人，即公司结构；其二，积累的动力，包括竞争结构和阶级斗争结构；其三，积累必备的系统性条件，包括货币体系结构和国家结构；其四，单个资本积累必备的条件，包括自然资源供给结构、中间品供给结构、社会中家庭的结构、劳动市场结构、劳动管理结构、最终产品消费者需求结构、金融结构和经营管理结构（Gordon，1980）

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得长波理论研究得以复苏，戈登也参与其中。他在构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时，受到了如下两个学派的启发：其一是以熊彼特为代表的长波理论，熊彼特以较早发现资本主义长波现象的康德拉季耶夫命名持续时间约为50年的长波，并指出导致长期繁荣出现的因素是特定时间内创新的蜂聚，使经济摆脱萧条的因素，则是创新的再次蜂聚产生；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该学派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又集中地体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戈登对上述两个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轮廓。

戈登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的危机，两相间隔的时间多在50年上下，此前的几次危机分别爆发于19世纪30年代、19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30年代，它们之间的间隔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恰好相符，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史时，戈登侧重观察从某一次长波的萧条期到下一次长波的扩张期的转变过程，他指出，这些转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分别借由欧洲1848年革命、主要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非经济因素得以实现的。然而，传统长波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视作给定，从而忽略了非经济因素与长周期变化的“纯粹”经济运动规律之间的关联。在戈登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体现为对经济本身的冲击，而且也影响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终结危机的力量也可能并非出自纯粹的经济因素，而是与政治、社会方面相关联的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

接下来，戈登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将制度因素纳入长波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抽象程度的三层次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抽象的层次是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般意义上的运动规律，最为具体的层次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日常活动中的体现，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及与之相关的积累阶段理论，则可以归入抽象性居于中间层次的分析，它一方面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瞬息万变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之于当下的适用性。在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使用中间层次分析者不乏其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就使用了积累阶段概念，宇野弘藏沿袭了列宁的做法，把资本主义发展史划分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阶段理论”。戈登的中间层次分析则借用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揭示了积累阶段和资本主义长波关联的关系，以及制度因素在资本主义积累从危机阶段自我复原（recuperative）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Gordon（1980）把积累的社会结构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概括为如下三个命题：

命题一：经济体制整体层面的经济危机相应导致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命题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可能会潜在地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生。

命题三：无论是经济开始出现滞胀，还是积累的社会结构内部的制度矛盾爆发，资本总体积累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可能同时瓦解。

另一方面，戈登也强调，每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都具有整体性。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有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只是一系列制度的简单加总，后者认为这一系列制度还创造了具有统一内在结构的社会结构，戈登将这两种观点分别称为弱公式化假说（weakformulation）和强公式化假说（strongformulation），他本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强公式化假说，并在之后的经验研究中一再强调这一点。

总的来说，由一系列内在关联的制度所构成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虽然对于长波扩张期与萧条期之间的相互转换至关重要，却并不是与经济运行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而是各自从属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积累阶段，一旦积累的社会结构形成，使得单个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得以具备，资本主义经济体就渐趋扩张，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使得积累的社会结构趋于崩溃，这又进一步使得单个资本积累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资本主义经济体转而陷入萧条，乃至爆发危机。这些依次出现的、包含扩张和萧条在内的数个资本主义积累阶段，连缀而成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

作为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离不开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也正是戈登所参与的两组合作研究的主要内容：戈登与爱德华兹和赖希专门考察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他们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从19世纪早期至今的历史演进中略有重叠的三个阶段，即19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最初无产阶级化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二战开始的同质化阶段，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分割化阶段，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长波是相吻合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型，都是在某一个萧条和危机时期发生的，它们都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持续而服务的（Gordonetal.，1982）；戈登与鲍尔斯和韦斯科普夫的合作研究则考察了二战后美国经济中资本总体盈利能力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中主要变量，即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国际经济关系、资本家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把二战后美国“黄金时期”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具体内容描述为：资方与劳方之间达成协议；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安定和平（PaxAmericana）即美国霸权；资方与公民之间达成协议；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趋于缓和（Bowlesetal.，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