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衰落。历史地看,从元中后期起,道教就开始江河日下了。两次焚毁道经的打击,虽说主要针对北方的全真道,并没有使整个道教从此一蹶不振,但已使它元气大伤。全真道讲清心寡欲,养性全命,用这一套来劝诱和化导俗人,给人的感觉比较高雅超逸,有理论色彩,适合士大夫阶层的口味。元中后期,因为跟佛教论争失败,并经受焚经打击,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日趋衰微。
正一道历史上一直很得统治者的宠信,全真倒霉,但龙虎山天师还能得到皇帝的恩宠。但在社会上的印象中,正一天师们好像只会搞斋醮符箓、请神捉鬼这一套。元代杂剧《张天师断风花雪月》,讲月中桂花仙子与秀才陈世英相爱,因一时不能相聚,陈世英相思成疾,他的叔父请龙虎山37代天师张道玄帮忙,张天师使用符咒印剑全部看家本领,终于请出神将,捉了桂花仙子。巫术祈禳这一套,利用的是人们的迷信心理,在社会下层特别有市场,因而也就上不了高档次。道教光靠正一道勉强支撑局面,怎能长久!
到了明清时期,道教更是每况愈下。虽然由于个别皇帝的特别喜好或个别杰出道教领袖的出现,道教有过有如回光返照般的光彩时日,但多好景不长。
道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逐渐衰落,首先表现在,这时的道教在教理教义方面全然没有新的发展。明清时期也有一些道教著作谈仙佛合宗,谈修炼丹道,注释前人理论著作等等,但多是重复前人思想,没有新东西。其次,在宗教实践活动上也是老套套,没有创新。再次,著名道教人物寥若晨星,可说也是道教衰微的表征之一。
这时社会上对道教的一般看法,同样反映了它的衰落。《明史·方伎传》记载:“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世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还有的人说,这些法术即使偶尔灵验,也只是天师府祖传的符箓剑印的余威,不是天师后代有什么神通。更不客气的则直接斥责道教法术这一套“邪僻”,“非老子清静本旨”,“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为世之害”。所有这些看法都表明,明清社会对道教的信仰的确远不如昔。
清代皇帝对道教的态度,更使它的处境有如雪上加霜。乾隆皇帝即位才几天,就让为雍正炼丹的道士卷了铺盖,并且说,雍正爷知道道教所谓炉火修炼这一套,都是不可相信的。之所以找了几个道士来,让他们在西苑空闲场所炼丹,也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能耐,能弄出个什么结果来。这几个人都是些市井无赖,养着他们也就跟养几名戏子差不多,不过是当作消遣游戏的玩艺儿罢了(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乾隆年间,有大臣上奏,说“道流卑贱,不宜滥侧朝班”,于是就将已失去“天师”头衔的龙虎山正一嗣教真人进京朝见皇帝的资格给取消了,连他们的官品也再次从正三品降到正五品。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记载,清高宗(乾隆)时有官员上书,请求整顿佛道二教,高宗说,整顿它们容易得很,即使是全部禁止,让所有的和尚道士都还俗,也不过是一纸命令的事情,天下有谁敢不服从!但今天的僧道,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横行霸道,必须依靠提倡儒教来控制它们。因为它们已经衰落了。另外,留着它们还可以安置流民,毕竟我没有那么多公田来养这数千百万游手好闲的人。高宗还写了一首诗:
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自可哀。
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材。①
意思是说佛道二教的衰落已经不可挽回,虽然它们很荒唐,也用不着去管了。留着还是一种点缀,写诗作画多了素材。
明清时期佛道二教虽然都在走向衰落,但一般人认为佛要高道一筹。翻翻明清小说,有不少是调侃道士,揭露道教法术和修炼的荒唐的。如《三宝西洋记》写由燃灯佛祖转世的国师金碧峰和张天师斗法,天师总是输给他。《红楼梦》中一僧一道像是真的神仙佛祖,和平相处,一同进退。但其中贾敬迷信服丹,马道婆不干好事,都不是好形象。
道教衰落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很复杂的。嘉靖时期那几个围着皇帝转的道士,一派乌烟瘴气,在士大夫心目中成了骗子无赖;龙虎山天师们的腐化堕落,又使它的社会声誉一落千丈;加上此时道教理论和实践方面又“内囊”已尽,不能吸引民众。这些固然都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但恐怕还不能说是根本原因。
明末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他拜谒孔庙时的所见所闻:“庙中凡明朝封号俱不用,总以见其大也。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与江西张,凤阳朱而已。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这位“孔家人”狂妄自大的浅薄,且不说它;倒是“天下三家”的说法有点意思。曲阜孔家代表儒教,江西张家代表道教,它们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代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是安徽凤阳,所以凤阳朱家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表征。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日薄西山,整个封建文化包括佛教在内,都在走向衰落。儒家文化如此,道教也不例外。儒道和皇帝老儿三家同根,一损俱损,一枯俱枯,实在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种宗教文化,道教盛衰荣枯的生命历程已长达近2000年。在历史上,它常常能及时调整自己,抓住时代机遇,取得新的发展。但这一次,为什么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微?这是一个与中华民族进入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相关联的问题,留给人们的是深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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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此诗为康熙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