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动犯犯罪既遂标准是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 从而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在中国刑法中，学者们认为象反革命罪中的策动叛变罪、策动叛乱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以及其他普通刑事犯罪中的传授犯罪方法罪等，都属于这类犯罪。

一、举动犯犯罪既遂标准是怎么样的？

举动犯犯罪既遂标准是行为人一经着手实行犯罪行为，就完全具备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即犯罪一经着手即告完成。行为犯的一种。在这类犯罪中，只有犯罪预备、预备阶段的自动中止与犯罪既遂之分，而没有犯罪未遂和实行阶段自动中止存在的可能。在中国刑法中，学者们认为象反革命罪中的策动叛变罪、策动叛乱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以及其他普通刑事犯罪中的传授犯罪方法罪等，都属于这类犯罪。

举动犯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但存在既遂形态与预备形态及预备阶段的中止形态之别。我国刑法中的举动犯一般都是原本属于非实行行为而被刑法分则实行行为化的犯罪行为，具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原本为预备性质的犯罪构成。如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之参加行为。二是教唆性质的犯罪构成。如煽动分裂国家罪之煽动行为。

二、犯罪既遂的刑事违法

上文从司法认定的角度论述了犯罪既遂的标准，认为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然而，“犯罪构成应当是刑事违法性的构成，它的功能在于说明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是以存在这样一个明确的法律标准为前提的。那么立法上又如何确立这样一个犯罪既遂的标准呢?这又是一个难题。

(一)、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重新定位的意义。

1、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以及法治刑法对刑事立法的要求。

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是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不同角度而对犯罪概念所作的区分。所谓法定犯罪是指已经立法者价值评判而上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事实犯罪是指具有实质危害性但尚未进入立法者视野的行为，是待犯罪化的行为或者准犯罪。理想的法治刑法要求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相一致，这是在总体上对刑事立法的要求。体现在犯罪形态上，就是要求法律所确定的犯罪形态与行为的发展样态相一致。

2、事实犯罪的发展状态及其对犯罪形态确立的指导意义。

行为的发展状态，又可以分为行为人主观的发展状态和行为客观的发展状态。在行为人而言，最佳的结果是客观的发展状态与主观的发展状态相一致。所以，立法者在确立犯罪形态时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的希望以及行为客观上的发展状态，也就是说立法者那里的犯罪既遂形态是指犯罪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它首先是行为人所追求的发展状态;其次是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客观上可能达致的状态。概括而言，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发展状态的出现。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出发，就是行为人的行为目的在客观上已经实现。

3、犯罪故意在犯罪构成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犯罪目的实现说”的重新定位。

立法者的任务是参酌实际并结合刑事政策的考虑，确立明确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作为一种法律规定与理论命题，是在对各种犯罪事实加以抽象与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就犯罪既遂而言，就是要确立犯罪既遂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前已论述，犯罪既遂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齐备，而在这些要素中，我们应当充分关注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要素，任何行为、行为的结果都是外化了的行为人意志。而且在犯罪构成中，犯罪故意是统领一切其他要件要素的核心要件;可以这样说，犯罪是“不法的意图”的实现，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有代表犯罪本质的作用。在故意犯罪中，这种“不法的意图”正是犯罪目的，犯罪行为正是在行为人犯罪目的的指引和控制之下而进行的，而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实现。所以，在立法层面上来说，行为既遂就是行为人目的的实现，在立法时，如果撇开刑事政策的考虑，那么犯罪既遂就是犯罪目的的实现。

(二)、刑事政策的考虑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的补强。

1、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指导作用。

刑法是对犯罪的发动，正是通过对犯罪的打击来证明刑法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既然是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而存在，那么在实际上就不可能撇开刑事政策的考虑。在广泛的抗制犯罪的国家措施中，只有涉及刑法体系的，才可以称为刑事政策。所以，刑事政策的概念是指“国家运用刑法体系，有效而且合理对抗犯罪的政策。所谓刑法体系，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犯罪矫治法”。刑事政策的研究或实践，必然有价值选择的成分;然而这样的价值选择又必须以刑法的实然规定为基础，刑事政策不能是司法者超越法律的借口，而只能是立法者的立法依据。“没有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将沦为常识的刑事政策。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一则防止犯罪的对策，不管这个对策是不是刑法上已经有充分规定，也不管即兴提出的对策能否融入我们的体系井然的刑法秩序当中”。所以，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才具有意义;其在立法上的总体要求就是：合理而有效。

2、刑事政策对于确立犯罪既遂标准的指导意义。

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的要求，当然对确立犯罪既遂的标准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第一，确立的犯罪既遂标准必须合理。所谓合理，首先是指法律的规定要和事实相符，就是指犯罪既遂应当尽可能地与行为既遂相吻合，而行为既遂就是行为人目的的实现，相应地，在立法上，犯罪既遂就是犯罪人的犯罪目的的实现。第二，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还必须考虑这种抗制的有效性。单纯地依犯罪目的的实现来确定犯罪的既遂，我们会发现对于某些犯罪一旦既遂就没有进行法律抗制(最终表现为刑法抗制)的可能，比如一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一旦犯罪既遂，国家的性质都有可能改变，法律的有效性更是岌岌可危。所以，对于这类犯罪就应当将刑法的防卫线提前，相应地也要提前其既遂标准。所以，从合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以犯罪目的实现说为基础，这也是我们在犯罪既遂问题上的一个基准;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犯罪目的的实现，还必须考虑一个对犯罪抗制的有效性问题，这就是结合刑事政策的考虑，在某些重罪上将既遂的界限提前。这就是笔者所倡导的“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它既考虑到了大多数情况下犯罪既遂的一个明确标准——犯罪目的的实现，同时又考虑到了在某些严重犯罪的情形下“犯罪目的实现说”的不足，而以“刑事政策说”加以补强，这才是一个综合的标准。

综合上面所说的，举动犯就是一种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行为，此犯罪行为本身就已经形成了犯罪，举动犯是不存在未遂的表现，对于此行的标准只要一实施那么就一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所以，案件的处理还是需要通过本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反映，这样才能让当事人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