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不满十四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新修订后，废除了“嫖宿幼女罪”对应条款。今后相关行为将依据强奸罪的对应条款处理，且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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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嫖宿并不比强奸来得熟悉，但在刑法上，两者都属于犯罪行为，都会受到刑事处罚。为了加大对嫖宿幼女罪的打压，并与其它法律法规的原则相适应，刑法修正案九嫖宿进行废除。

原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新修订后，废除了“嫖宿幼女罪”对应条款。今后相关行为将依据强奸罪的对应条款处理，且从重处罚。

取消嫖宿幼女罪的理由

一、嫖宿幼女罪违背了《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权益无差别保护原则与优先保护原则。

我国已于1991年批准加入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是缔约国制定本国儿童保护法律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公约》第2条对儿童权益无差别保护原则进行了规定：“缔约国应遵守本公约所载列的权利，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儿童均享受此种权利，不因儿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伤残、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别。”(公约中的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然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嫖宿幼女罪却并不符合这一原则。因为卖淫是以行为人具有性自主能力为前提的，根据嫖宿幼女罪的规定，既然幼女可以成为犯罪人的嫖宿对象，就等于间接确认了幼女的性自主能力。但是，我国《刑法》第236条同时规定，对于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构成强奸罪。这一规定的法理基础在于，幼女并不具备性自主能力，对于性行为不能做出有效承诺。这也是世界各国刑法的立法通例。如此看来，嫖宿幼女罪其实是将幼女进行了“卖淫幼女”与“普通幼女”的分类，并对二者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态度。这种因幼女身份差异而对其实施不同保护的做法，显然是对无差别保护原则的违背。

《公约》第3条还对儿童权益优先保护原则作了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从嫖宿幼女罪在我国《刑法》中所处的位置来看，该罪名属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而非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我国《刑法》中的章节设置，主要以具体罪名所保护的不同客体来进行分类。一般而言，某个罪名所处的章节位置决定了其所重点保护的客体。嫖宿幼女罪处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也就表明，在幼女权利与社会秩序之间，立法者更倾向于对社会秩序的保护。显然，我国刑法将嫖宿幼女罪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一种，而不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力罪”一章中对其进行规定，这也不符合对儿童权益优先保护的原则。

二、嫖宿幼女罪不仅对幼女有污名化效果，而且也不利于防治此类犯罪。

众所周知，嫖宿的对象为娼妓。从刑法规定可知，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人以幼女为“嫖宿”对象。因而，对犯罪人适用嫖宿幼女罪，与之相对的幼女就被认为是娼妓。以这样的罪名来办理案件，很容易对受害幼女造成二次伤害甚至终身伤害。这些幼女被贴上“妓女”的标签后，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邻居指指点点，在学校里则往往遭到同学耻笑，既无法正常生活，也无法正常学习。受此影响，有的幼女在成人之后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结果自暴自弃，反而真正走上了卖淫之路。

与对幼女的污名化效果相反，嫖宿幼女罪对于犯罪人而言，则有可能削弱社会的谴责度。罪名承载着社会对犯罪人的评价，所以，罪名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谴责性。就日常用语来看，“嫖客”和“强奸犯”所承载的社会谴责度显然是很不一样的(在某些落后地方，嫖娼甚至被视为男子有能耐的表现)。因而，以嫖宿幼女罪对犯罪人定罪处刑，其实是将“强奸犯”的标签换成了“嫖客”，这就有可能削弱社会对犯罪人的谴责度，也不利于从严惩治和防范这类犯罪。

由于嫖宿幼女罪违背了《儿童权益》关于保护儿童权益的相关规定，再者，相对于强奸罪来说嫖宿幼女罪在刑法上的惩罚较轻，不利于防治此类犯罪，也对幼女有污名化的作用，刑法修正案九嫖宿被废除。在现实生活中国有很多拐诱从淫的，所以，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需要提高对陌生人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