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为防御工程,本来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和城墙是两回事情,城市可以有城墙,也可以没有城墙。因为城市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非农业人口集中,工商业繁荣,并与农村相对立而存在的特殊区域,有无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必备标志。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多数城市是由官府设立的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城墙就成为中国城市的主要标志,而且促进和限制城市的发展。
1.城墙的起源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人类就开始了征服自然的斗争。为了生存,除采集食物和学会生产外,还要维护自己的安全。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为了防御野兽的侵袭和不同部落的骚扰,就在自己居住区的周围挖掘深沟,以保障自己的安全。西安半坡新石器村落周围就挖有深、广各六七米的深沟,可以作为代表。所以先挖沟,因为挖沟比筑城容易。开挖壕沟作为防御手段,在龙山文化、商代遗址中曾普遍存在①。这就说明,从挖沟到筑城经历了很长时间,就是筑城技术兴起后,挖沟并未绝迹,仍然是防御的一种手段。譬如,金代的界壕就是巨大的壕沟工程,其作用与万里长城相似。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筑城兴起以后,城墙的修筑越来越广泛,不仅首都、省、府、州、县衙门所在地修筑城墙,就连一般的村寨、堡寨也往往修筑城墙。尽管挖沟防御的技术并未绝迹,但却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壕沟再宽、再深,也容易架桥横越,而且守卫困难,使自己充分暴露在敌人面前。城墙则不然,它有一系列防御设施,不仅攀登困难,而且易守难攻,能充分保护自己和杀伤敌人。
正因为如此,尽管城墙修筑困难,但终于取壕沟而代之,成为防御工程的主要形式。
中国的城墙起源很早,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后期,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据文献记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①,“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②,“鲧作三仞之城”③,“鲧作城郭”④,“夏鲧筑城”⑤,“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⑥,这些记载虽然比较简单,但都证明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发现了中国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
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先发现了完整的古城,距今已有四千年之久。该城南北宽约450米,东西长约390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面积约0.17平方千米,折合257.5亩,几乎与后来小县的县城相当,从建筑如此规模的城墙来看,筑城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以此推论,我国城墙的起源可能更早,只是尚有待于考古发掘罢了。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一座古城,属屈家岭文化中期,建造年代距今已有4800余年,专家认定为我国最早的古城遗址之一①。这次重要发现,可能要把我国城墙出现的时代,推移到距今
5000年以前。接着,考古学者又在河南省郑州市北发现了距今4800—5300年前的古城,可见中国的城墙在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出现了②。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城墙的起源并不比壕沟晚,据说在埃及就发现了8000年前的古城。
2.奴隶制时代的城墙
这里说的奴隶制时代,以夏、商、周三个朝代为主,也就是由城墙到城市的过渡时期。现在发现的夏代古城,最典型的有河南登封告城镇西约1千米处台地上的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东城东墙北段、南墙东段和西墙北段,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从残存南墙西段30米、西墙南段65米来看,可能为方形。大约在东城被毁后,又紧靠东城西墙修筑西城③,其南墙长82.2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残长约29米,接近正方形。夯筑比较原始,若按正方形计算,两城合计面积0.016平方千米,折合24亩,范围比较小。C14
测定为4000±65年,树轮校正为4415±140年,相当于夏代初年。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可能为禹都阳城遗址④。河南淮阳东南约4千米的平粮台遗址,平面呈方形,每面长约180余米,面积0.032平方千米,折合30余亩⑤。现在墙体顶部宽约8—10米,下部宽约13米,残高3米。从筑墙技术看为小版筑堆筑法,即先筑成宽0.8—0.85的小版土墙,以此作为城墙内壁,然后在墙的外侧堆土夯实,略成斜坡,层层修筑,逐层加高。这种小版筑堆筑法比较原始,但却为中国早期筑城的办法提供了实物证据。平粮台城址的路基下发
现陶水管,说明已注意到城内排水问题。C14测定距今4335±175年①,也是夏代初期城址,是不是夏代的都城之一,无法判断。
到了商代,随着筑城技术的提高,筑城次数显著增多,除首都外,一些诸侯国也在筑城。已发现的商代都城,最典型的就是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诸侯国城最典型为湖北盘龙城和山西夏县埝掌乡东下冯古城。从商代都城城址看,不仅规模大,而且有专门的宫殿区,街道整齐,显然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城的作用不仅仅是政治中心,已向经济、文化中心过渡,具备了城市的某些影子。偃师商城位于偃师城西,平面呈方形,西墙长1700米,北墙长1200米。东南角内收,东墙更长。南墙被洛水冲毁。墙厚18米,残高1—2
米。东西墙各开三门,北墙一门,各门之间有大道相通,形成棋盘式格局。
面积2.04平方千米。在城的中部有小城三座,居中一座为正方形,两边的城较小,当为宫廷区②。学术界认为,这座古城也就是汤都西亳。郑州商城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的城址,比郑州老城大出将近一倍,整个城址都被郑州市占压。经过部分钻探和发掘,城墙周长6960米,其中东、南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面积3.02平方千米,比偃师商城大出近1平方千米。在城内东北部6万平方米内发现几处大型夯土台基和房基,最长的达60余米,显然为宫殿区。城墙发现11处缺口,可能与城门的
设置有关。郑州商城采用大版修筑法,每段长约3.3米,夯土层厚10—20厘米不等,底宽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从修筑方法看,层层平筑中部的“主城墙”,然后还要在两侧斜筑“护城坡”,使城墙成为状的梯形。这大概是尚未发明以绳悬系横木不断加高“主城墙”的方法,只好用斜坡墙来支撑“主城墙”的横木,以便继续加高“主城墙”。这种方法虽仍带有原始性,但与夏代相比,已大有进步,表现在大版筑和在“主城墙”两侧均加筑“护城坡”,不仅增加了城墙的厚度,而且使城墙更加坚固、匀称。
郑州商城C14测定距今3570±135年,树轮校正为3545±135年,有人认为就是汤都亳①。安阳市西北小屯村殷墟为商代后期的都城,直到现在尚未发现城墙,仅在宫殿区附近发现宽7—21米,深5—10米的巨大壕沟②。这可能由于城区范围太大,难于修筑城墙,也可能是盘庚迁殷以后,为稳定政局就没有设计城墙,只在宫殿区周围挖掘壕沟。
商代的诸侯国也开始筑城,已发现的古城有湖北黄陂滠口乡叶店盘龙城,山西夏县埝掌乡东下冯古城和北京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盘龙城座落在盘龙湖滨一个小山丘上,三面环水,北面与另一山丘相连,城墙残高1—3米,城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平面接近方形,面积0.075平方千米,为商代早期城址。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城内东北部高地上为宫殿区①。东下冯古城已全部埋入地下,经钻探,南墙总长400米,宽约8米,残高1.8米,其夯筑法与郑州商城和盘龙城相似,为商代前期古城。若按方形计算,面积约0.16平方千米②。琉璃河古城东西长约850米,南部由于大石河泛滥,南北长度不详③。但从城角判断,南北长约600米,面积0.51平方千米。其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这是商末作为方国的燕国的都城。这三处城址很有代表性,分别代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商代诸侯国古城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范围在1平方千米以下;形状为方形或接近方形;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即仍带有原始性。商周之际,在我国北方还出现另一种筑城方法,即石砌的“山城”。譬如,内蒙古赤峰市西山根夏家店文化城址,就座落在英金河西岸,为石砌不规则石城。
西周建立以后,实行大分封,推行种族奴隶制的统治。西周共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各家说法不一。《吕氏春秋》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④;《荀子》说:周“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⑤;实际上,见于《春秋》经传的一百七十余国⑥。西周的封国都有自己的统治据点,也就是说,无不建城立国,西周初年兴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筑城高潮,筑城数量当以数百计。西周的筑城技术也达到成熟阶段,能“其绳则直,缩版以载”①。孔颖达解释说:“绳者,营其广轮方制之正也。既正,则以索缩其筑版,上下相承而起。”也就是说,已学会用绳索悬版的技术,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近,省去了商代的“护城坡”。
周文王迁都今西安地区以后,首先“作邑于丰”,作邑就是筑城。“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维丰之垣”②,就是记载文王修筑丰京城。淢为城沟,匹,配也,即作城大小适中,大于诸侯之城而小于天子之城。丰京位于沣河西岸,其城墙有待于考古发掘。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又把国都迁到沣河东岸,修建了规模更大的镐京城。镐京建成以后,丰京并未废弃,因此,西周的国都可以丰镐相称。丰镐的城墙虽已湮没无闻,但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宅是镐京”,“武王成之”,证明都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城墙。依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西周的国都城墙周长达13千米,面积达10平方千米左右,比商代的都城大出三四倍。这在筑城史上实在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说明筑城技术已达到成熟的阶段,因此,西周初年才能每封一国必建一城,使城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由此可见,中国筑城兴起于原始社会中后期,成熟了西周初年,发展演变达二千余年之久。
①《商周考古》第5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①《轩辕本纪》,转引自《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1期。
②《黄帝内传》,转引自《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③《淮南子原道训》。
④《世本作篇》。
⑤《吕氏春秋君守》。
⑥《吴越春秋》卷5。转自铁血tiexue.
①《专家认定我国最早古城》,《西安晚报》1994年3月16日。
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5年9月16日晚新闻广播。
③刘式今:《试论中国最早的城址》,《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1期。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⑤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3年3期。
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②黄石林、赵芝荃:?a href='http://www.baiven.com/baike/224/269283.html' target='_blank' style='color:#136ec2'>顿仁ι坛堑姆⑾旨捌湟庖濉罚吨泄哦佳芯俊返谌?987年。
①《商周考古》第57—61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②《商周考古》第63—64页。
①《商周考古》第61—62页。
②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2期。
③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④《吕氏春秋观世》。
⑤《荀子君道》。
⑥《晋书》卷14《地理志》。
①《诗大雅绵》。
②《诗大雅文王有声》。
①中社科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7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