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士廉同志（1909年—1996年），原中顾委委员、农业部部长，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始终不渝地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定地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勤于学习，政治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高；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强烈的公仆意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始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模范地执行党的纪律，创造性地贯彻党在各时期的决议和政策。他始终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放在工作首位，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注重培养和选拔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做出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重大决策。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胸怀坦荡、一身正气，珍惜团结、顾全大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工作一丝不苟，办事公道正派，热情关心同志，严格教育子女。他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勇挑重担，屡次受命于困难之际，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开拓局面，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及家庭困难，心中只有党和人民。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09年4月生于山西省忻县（今忻州市）北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接受革命思想，立志报国。

1930年，他在忻县中学读书时，就参与组织了青年革命团。

1931年，他组织发动了反对反动校长和捣毁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此后，他在忻县、太原、北京、西安等地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和农民开展抗日反蒋运动。

1931年秋，他考入北京宏达学院。

1933年9月，他从宏达学院回到山（西）陕（西）利用当地关系开展革命工作。他参加了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在西安招考工作人员的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取，谋得了职业掩护，为他与在咸阳、泾阳一带工作的4名中共地下党员获得了活动经费。

1935年夏初，由于叛徒出卖，西安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士廉同志幸在同事和当地群众帮助下得以脱险。为寻找上级党组织，他历经艰辛，于同年进入陕北苏区。

1936年1月，在延安接上组织关系，加入中国共产党。士廉同志从入党那天起，就矢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他一贯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并在积极开展工作和顽强的斗争中逐步走上领导岗位。

1936年6月任中共陕北关中特委宣传科长。

1937年2月任陕北富县抗日救国会会长和中共富县县委书记，11月任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秘书长，为边区红军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8年5月受党中央派遣，霍士廉同志由延安赴山东参加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在任中共清河特委书记时期，他遵照省委指示，将在清河等地组织的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并任政委，是开辟以清洞平原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9年12月，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委员、政权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政权建设的指示，在许多县区乡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为建立和发展鲁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8月，任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长。

1940年12月，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兼鲁中军区政委、党校校长，领导鲁中区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坚持、巩固了鲁中抗日根据地。

1944年1月，为了加强对新开辟的沂山根据地的领导，霍士廉同志担任沂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发动和领导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开展了“双减”和大生产运动，逐步巩固扩大了沂山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霍士廉同志继任沂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领导沂山地区军民开展了剿匪反特、反奸诉苦、土地改革、参军支前运动，推动了解放区的建设。使沂山地区成为鲁中区支援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基地，积极地支援了华东野战军发起著名的莱芜、孟良崮和泰蒙等战役。

1948年1月调任华东局秘书处长，他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组织起南下干部工作团，为解放和接管浙江省及配备各级领导班子作了准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1949年9月任省民政厅长

1951年起任省政府、省委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分工负责镇压反革命、土地革命等工作。他认真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镇反原则，工作做得较深较细较彻底，为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治安，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1

1952年起，霍士廉同志历任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代省长、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主持省委常务工作和省政府全面领导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殚精竭虑，依靠组织，依靠群众，艰苦创业，为浙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善于学习运用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从浙江的实际出发，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发动农民组织起来，认真贯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新技术，发展畜牧事业，使浙江由缺粮省变为余粮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和超过《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与此同时，他十分重视发展基础工业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轻纺工业。他曾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十分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推进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在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中，强调从实际出发，稳步前进，逐步发展。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些地区虚报产量、征了过头粮造成不良后果的问题写了专题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和批转。他不谋私利，大公无私，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57年底，党中央决定霍士廉同志任浙江省省长，他为了有利于团结当地干部，更好地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主动推荐其他同志担任省长，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优秀品质。

1965年10月，霍士廉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行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与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到任后，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很快展开工作。他细心倾听群众意见，在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加强了农村工作和党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诬陷，惨遭迫害，在周恩来总理关照下才幸免于难。逆境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1970年秋，任陕西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农林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3年5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主管农业工作。先后调查总结了吴堡县等一批农田基本建设、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工程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典型。同时，为加速陕南、陕北贫困山区脱贫致富步伐，他给省委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为促进全省农业结构调整，恢复发展陕西农业生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1977年1月，霍士廉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军区第一政委。他针对当时宁夏“文化大革命”后遗留问题较多，社会秩序较乱，派性斗争突出，一些干部尚未解放和合理使用，经济及其他诸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等情况，经过多方调查研究，从统一全区各级干部思想人手，狠抓拨乱反正工作，大胆地解放和使用一大批领导干部，使形势迅速好转。他十分重视固原山区的建设，经常深入调查研究，为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而不懈努力。他十分尊重和关心少数民族，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民族团结摆在战略位置，竭尽全力促进宁夏的稳定与发展。

1979年2月，霍士廉同志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原则，纠正“左”的错误倾向，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探索总结农业生产责任制，积极给中央提出建议。对机关财政提出改革建议，受到国务院领导重视。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分类指导，有步骤地对农业内部结构和作物布局进行合理调整，参与组织制定了加快粮、棉生产发展的方针政策，有重点地组织商品粮、经济作物和高产品种的基地建设，对促进全国主要农产品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十分关心加强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教育工作，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多次深入到贵州、湖南、山西等贫困山区调查研究，倡导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使用，帮助“老、少、边、穷”地区改变贫困面貌，对确保全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顺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10月，霍士廉同志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不顾年过七旬的高龄，即赴山西开展工作。他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中央的整体部署和中央对山西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贯彻拨乱反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各方面关系，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的思想问题和社会政治矛盾，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有力地促进了山西省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为动员全省人民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花大力气抓农村改革，几乎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地、市、县，进行调查研究、组织引导，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全省推开。在此基础上，他积极引导和支持专业户、专业村的发展，使全省农村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他还特别重视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尤其爱护年轻干部，关心年轻干部的锻炼与成长，大胆破格提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担任省、地、县各级重要领导职务，使全省领导班子建设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他作风深入，工作扎实。在任期间，为山西全面发展提出了科学思路，采取了有效措施，使山西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良好局面。在任两年中，他领导省顾问委员会，满腔热情地支持年轻干部和新班子的工作，在党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

1985年，霍士廉同志担任了中顾委委员，在任期间，他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积极出主意、提建议，忘我工作。

1992年，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始终关注着曾经战斗、工作过的省区建设与发展，并为这些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尽自己的力量。特别对这些省区的党史、地方志等工作，均满腔热情地给以帮助，起到了他特有的作用，但却从不表现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事情是我们当年依靠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干的，现在写史、写文章就要很好地表现他们。这既表现了他对党的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也反映了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准则看待和处理问题。

1996年11月17日，霍士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