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enghuo jiaoyu yundong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所倡导的一种教育运动。生活教育理论， 是他在提倡乡村教育运动， 办晓庄学校时提出的，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他陆续做了新的解释和发展。生活教育的基本观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他反对“仪型他国”，反对洋化教育，反对“沿袭陈法”，反对传统教育。而把美国教育家J.杜威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的论点颠倒了过来， 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对生活即教育的解释是：“是生活就是教育，是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就是坏的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是合理的生活， 就是合理的教育， 是不合理的生活， 就是不合理的教育”。“康健的生活， 就是康健的教育; 非康健的生活，就是非康健的教育。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非劳动的生活，就是非劳动的教育。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非科学的生活， 就是非科学的教育。艺术的生活， 就是艺术的教育；非艺术的生活， 就是非艺术的教育; 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非改造社会的生活， 就是非改造社会的教育。” 1934 年他写的《什么是生活教育》一文，给生活教育的确定的定义是： “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1936年他写的《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说: 生活教育是:“①生活的”，“②行动的”， “③大众的”，“④前进的”，“⑤世界的”，“⑥有历史联系的”。1939年他在《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务》一文中说:“我们要拿好的生活来改造坏的生活，拿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针对着现在说，我们要拿抗战的生活来克服妥协的生活……教育只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1940年在《谈生活教育》一文中说：“生活教育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1946年在《大众的艺术》一文中说: “我们生活教育运动……订了四大方针，即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方针”。

对于社会即学校，陶行知在《生活即教育》一文中解释说：“生活即教育，就是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与“社会即学校”是相联的。“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在这样办法下，不论校内校外，都可以做师生的”且能使“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他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在他写的《民族解放大学》中说：民族解放大学校，“没有围墙……，现在中华民国的国界就算是我们这个大学校的‘四至’”。“它也用不着花上几百万去建造武汉大学那皇宫一般的校舍。工厂、农村、店铺、家庭、戏台、茶馆、军营、学校、庙宇、监牢都成了这个大学校的数不清的分校；连坟墓都做了我们的课堂”。他在 《社会大学运动》 一文中说：“社会大学有两种：一是有形的社会大学，二是无形的社会大学”，“无形的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它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都是同学。依‘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之原则说来，人类都是先生，而且都是学生。新世界之创造，是我们的主要功课”。“有形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早晨大学、 函授大学、 新闻大学、 旅行大学、 电播大学”，“社会大学无论有形的无形的，要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关于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观点，他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一文中说：“教学做合一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他在《劳力上劳心》一文中说：“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他还说:“教学做合一只是生活法”。在《手脑相长歌》里提出每人“手脑都会用”。他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说：“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认为不对，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墨辩》 提出亲知、 闻知、说知。陶行知认为“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说知必须安根在亲知里面，便可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在 1923年到 1925年，陶行知与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运动。这是他从事普及教育运动的开端。后来，他认为平民教育运动“碰了壁”就改变了方向。从1926年到1930年，他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8年改为“晓庄学校”。其目的就是他写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新使命，是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30年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借口封闭。1932年到1935年，他提倡普及教育运动，“为谋普及大众儿童向上生活所需要之教育， 以助成中华民国与大同世界之创造”。 他在上海郊外创办了山海工学团。 提出工学团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6年初，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推动和帮助下，陶行知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他明确表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 积极主张推行“国难教育”运动。他在《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和《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中说：“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 我们除了流血， 不会获得民族自由”。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陶行知指导生活教育社出版《战时教育》杂志等刊物，将“国难教育运动”改名为“战时教育运动”。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停办山海工学团，成立战地服务团，为抗战服务。1938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陶行知积极执行“全面教育”运动。他指出：“我们要有全面的教育来配合以促成全面抗战”。在这期间，1939年他在重庆还创办了育才学校。他指出：“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1945 年秋到 1946年秋陶行知为了适应争取民主斗争需要，提倡民主教育运动。他写的《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民主教育》和《民主教育之普及》指出:“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文化为公’，‘教育为公’是教育的目的”。“国民教育，是人人应当免费受教育”。“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 做国家的主人， 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因此民主教育需要普及”。1946年他积极倡导社会大学运动。他写的《社会大学运动》一文指出：“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使每一个人都承认这无形的社会大学之存在， 随时随地随事进行学习。”

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包括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和社会大学运动，始终贯穿着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观点。这一运动实际就是他的教育救国理论的实践。但从“一二·九”运动到他逝世的最后十年，他“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周恩来选集》第 238页），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同时把生活教育运动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并为之服务。这就是生活教育运动的起缘和发展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