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angwudaici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体诗。它在隋唐之际已经产生，中唐以后逐渐有较多文人从事创作，晚唐五代趋于繁荣，而极盛于宋代。在唐五代时，一般称为“曲”、“曲子”、“曲子词”。后来才称为“词”，又称“乐府”。“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等。这些别名均始见于宋人文献。

词的兴起

词起源于民间。它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少数民族和外国传入的乐曲有密切关系。古人大都认为词来源于乐府诗和唐代近体诗。如宋代胡寅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题酒边词》)沈括说：“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中之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梦溪笔谈》）朱熹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却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原来古乐府歌辞和唐代近体诗大都是比较整齐的五言、七言句，而乐曲则往往有长短曲折，因之在歌唱时需要加一些“和声”、“泛声”。它们被记录下来，有些只是表示声音而没有意义的字，后来用有意义的字填进去，成为长短其句的整体艺术品，便是词的雏形。清代宋翔凤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而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余。”（《乐府余论》）认为词被称为“诗余”，即由于词是从唐代绝句演变出来的，其表现形式便是依曲调增减诗句字数而为长短句。然而，这里所论及的只是局部情况，实际上，大部分词调并不是由古乐府和近体诗衍变而来的，它们另有自己的渊源。

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合乐诗体，词可以说是《诗经·国风》与汉魏六朝乐府的继承者。唐代许多近体诗，也是可以合乐歌唱的。但古乐府及近体诗之可歌者与词又有重要区别。前者大都先作诗歌，再以乐曲配合；后者则先有曲调，再按其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所以作词也被称为“填词”、“倚声”。词的长短有固定格律，与乐府古诗中句式长短自由的杂言体截然不同。宋代王安石曾指出：“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侯鲭录》引)明代胡震亨也说：“唐人始则摘取诗句谱乐，继者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唐音癸签》）其实按乐填词的现象在隋唐以前已经出现了。如南朝梁武帝萧衍有《江南弄》七曲，每首均三句七言、四句三言。同时沈约有四首，萧纲有三首，体裁完全相同。据《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此曲系据《西曲》改制，可说是词的滥觞。隋文帝仁寿元年(601)牛弘等制《上寿歌辞》，隋炀帝制《夜饮朝眠曲》以及他和王胄作《纪辽东》，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许敬宗作《恩光曲词》等，都已具备词的雏形。孟棨《本事诗》载唐中宗时沈佺期等歌《回波乐》词及内宴唱《回波词》，也是依曲填词的例子。这些作品有的产生于近体诗形成前，有的与近体诗同时，终唐之世以至五代，歌唱五、七言近体诗与长短句歌词的情况一直是并存的。

词与乐府诗歌的区别还在于词所配合的是新兴的音乐。隋唐时代，中国的音乐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军事、通商、传教、文化交流等种种原因，少数民族音乐与外国音乐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进入上层社会和宫廷，以至“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书·音乐志》），而原有的音乐则逐渐衰微。据《隋书·音乐志》载：隋文帝“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其中除《清乐》、《礼毕》为南朝乐府歌舞音乐外，《西凉》等七部乐都是少数民族及外国传入的音乐。至唐代又有发展。《旧唐书·音乐志》载，唐高祖“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唐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遂为十部，其中《清乐》为南朝旧乐;《平凉乐》、《高昌乐》等八部为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燕乐》则为唐王朝乐府创作，自唐太宗至唐玄宗，历朝都添新作，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臻于极盛。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小序统计，上述十部享宴所用“燕乐”，“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这些音乐歌舞，演奏时有声有词。词所配合的乐曲繁复变化多端，自然须要有短长错落、抑扬婉转的歌词与之配合，这样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词。又据《旧唐书·音乐志》说，当时乐工习唱的燕乐歌词，相传为“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为《?乐五调歌词》，“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以从唐初到开元、天宝年间，宫廷乐府的歌曲和歌词都广泛吸取了南朝旧乐、外来音乐和民间创作，从而在社会上更加风行起来。唐代商业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发达，城市的繁荣，酒筵歌席的需要，也是曲子词兴起的重要社会原因。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崔令钦撰《教坊记》，总结了开元、天宝年间燕乐盛况，录名曲、大曲名324种，其中有许多曲调是配用长短句体的。这类词调，多数不是从乐府或近体诗衍变来的。

唐代民间词和文人词

唐代曲子词最早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词体起源于民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据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分析；其中〔苏莫遮〕长短句咏五台山之大曲6首，可能产生于武则天时期；《献忠心》 2首，可能产生于武周以后至玄宗初年；〔别仙子〕、〔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可能作于开元年间，而写定于天宝元年；《云谣集杂曲子》中一部分词以及大曲3套，可能均作于安禄山乱前。在写作时代较早的敦煌民间词中，已经具有多样而且比较完备的形式，有短小的令词，也有字数较多的中调和长调，其年代远在文人写作之前。虽然有些作品在表现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但题材广阔，风格清新明朗。〔定风波〕一首，刚健雄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

文人填词之风始于唐中叶。公元 8世纪前半期，唐玄宗李隆基爱好音律，除《云谣集杂曲子》“御制”曲子词中有些可能出自其手外，旧传还有〔好时光〕1首为他所作，见于《尊前集》。又相传李白作有〔菩萨蛮〕、〔忆秦娥〕、〔桂殿秋〕、〔连理枝〕、〔清平乐〕、〔清平调〕等10余首，其中〔清平调〕 3首形式与七言绝句相同，〔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首则为长短句，艺术价值很高，被推为“百代词曲之祖”(黄昇《唐宋诸贤名家词选》)。但有人怀疑是伪作。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下》据《杜阳杂编》记载，说〔菩萨蛮〕曲调为唐宣宗大中初年因女蛮国入贡而编创的，则李白当时还无此曲调，自不可能有此词作。但据《教坊记》著录，开元、天宝间已有〔菩萨蛮〕曲名，敦煌民间词中也有〔菩萨蛮〕词作。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引近人杨宪益《零墨新笺》说，谓〔菩萨蛮〕是《骠苴蛮》或《符诏蛮》之异译，其曲调乃古缅甸乐，开元、天宝时已传入中国，则李白写作〔菩萨蛮〕词亦有可能。

8 世纪下半叶，文人填词者逐渐增多。较早有张志和的〔渔歌子〕（又作〔渔父词〕）5首，写渔钓闲散生活与自然风光，其词调来源当是渔民中流行的“里巷”之曲。相传一时唱和者甚多。张志和之兄松龄，也有〔渔父词〕1首，风格旨趣与其弟之作相近。还有顾况的《渔父引》，六言三句，也是咏渔家生活的。据日本《经国集》载，日本平安朝弘仁十四年(823)宫廷君臣唱和，仿效张志和〔渔歌子〕各填词五阕，可见其词调流传之广。另外，元结的〔欸乃曲〕是模仿船歌之作，但形式同于七绝，“大历十子”之一的韩翃，相传有与柳氏赠答的〔章台柳〕，是长短句形式。大历间诗人戴叔伦与韦应物各作有〔调笑令〕，写边塞生活与离别之恨，格调相同，声律急促，当是出自“胡夷”之乐。稍后王建的宫词中也有〔调笑令〕又名〔宫中调笑〕，主要写宫中美人失宠的哀怨或商妇的离愁；还有《宫中三台》和《江南三台》，后者中也有描写商人生活的。刘禹锡与白居易更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他们的新翻〔杨柳枝词〕及刘禹锡改造四川民歌而作的〔竹枝词〕，形式上似七绝，而实际上类同于词。相传白居易所作词有〔忆江南〕 3首、〔花非花〕1首、〔如梦令〕3首、〔长相思〕 2首，刘禹锡有〔忆江南〕2首、〔纥那曲〕2首、〔潇湘神〕2首、〔抛球乐〕2首，但除〔忆江南〕外，其余或不载于本集，或收附于卷末，故多有被人怀疑的。刘禹锡〔忆江南〕词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诗人依声填词的最早自白。总观这时期文人词作，作者多为较接近民间生活、爱好民间文艺者，故能从民间曲子吸取养料创作新词。但他们的主要成就还在诗，写词不过以余力为之，不很重视，所以词作数量不多，而且常不载于集中；有些无名作者又常以所作嫁名于他们，因之作品往往真伪难辨。同时，这时期的文人词作，无论意境风格、辞句形式，都还与一般诗歌比较接近，因而不少作品难以区别是诗是词，在后人编选的集子中分类也常不一致。这些都是词在形成过程中的现象。

进入晚唐，填词的风气更普遍了，所用的词调有所增加，词作在艺术上也比较成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温庭筠。他富有才华，精于音乐，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趋于放荡，经常出入酒楼妓馆，接受民间新曲的影响，大力从事词的创作。《旧唐书·文苑传》说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相传他有《握兰》、《金荃》两种词集，虽已亡佚，但《花间集》所录还有66首，后人收辑共得76首，为唐人词作传世最多者。他的词大都写歌妓的生活与感情，色彩浓艳，情思婉约，表现出与诗歌不同的艺术特色，又为五代西蜀花间词派所推崇，因而被称为”花间鼻祖”（王士禛《花草蒙拾》）。温庭筠也能诗，但其词成就突出，与过去诗人以余力为词者不同。由于他奠定了词在韵文史上的独立地位，开启了五代词的道路。但他的侧艳词风，也影响词的发展境界比较狭隘。此外，晚唐词的作者，还有杜牧、段成式、张希复、郑符、皇甫松、司空图、韩偓、李晔（唐昭宗）等。段、张、郑词，艺术平平。皇甫松词〔采莲子〕、〔摘得新〕、〔梦江南〕等，相当成功。司空图的〔酒泉子〕，写退隐闲逸生活，也有佳句。韩偓存词5首，风格略同其艳情诗。唐昭宗李晔曾屡为宦宫藩镇劫持，最后被朱全忠所杀。《旧唐书·昭宗纪》载，乾宁四年(897)他在华州与学士、亲王登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华，皆泣下沾襟。覃王已下并有属和”。其〔菩萨蛮〕 2首哀怨凄怆，发抒了危亡之感。敦煌曲子词中录有这两首词并臣下和词4首。又传他有〔巫山一段云〕2首，明艳而不流于轻浮。但据《尊前集》注有“上幸蜀，宫人留题宝鸡驿壁”语，疑非李晔本人之作。传为杜牧所作〔八六子〕，双调九十字，为唐文人词中仅见的长篇。总之，晚唐文人词，除温庭筠卓然成家外，皇甫松、韩偓、司空图、李晔等人的词，也都显示了更为成熟的技巧。

五代西蜀、南唐词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乱，文化衰落。当时一些君主和上层文人大都流连声色，词作适应女乐声伎，得到畸形发展，出现许多作家和大量作品，成就超过同时的诗文，为宋代词体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当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词人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像后唐庄宗李存勗(885～926)这样能征惯战的沙陀部人，也精于音律及度曲。《旧五代史·庄宗纪》注引《五代史补》载，他能自撰曲子词，行军及作战时都教队伍歌唱，以助战阵，使人忘死战斗。他的词如〔忆仙姿〕（一作〔如梦令〕）、〔阳台梦〕、〔一叶落〕等，颇有情致；调名皆取词中语句，或系自度之曲。又如和凝历仕梁、唐、晋、汉、周五朝，官至宰相，有“曲子相公”之称。《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有集百卷”，但晚年悔其少作，大部焚毁，仅留存百首《红叶稿》。今传20余首，多系艳体，也有粉饰太平的，价值不高。

五代词坛的中心是西蜀与南唐。这两个地区在北方战祸连绵之时，保持相对稳定，吸引着人民和文人大量移入，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的重心。而其统治者们大多怀着苟安心理，寄情声色，生活淫靡，从而剪红刻翠的曲子词便大量产生。

前蜀后主王衍、后蜀后主孟昶均喜好词艺。相传王衍曾使“宫伎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曰醉妆，自制《醉妆词》云云。又曾宴于怡神亭，自执板，歌〔后庭花〕、〔思越人〕曲”（《词林纪事》引《北梦琐言》）。孟昶“尝夜同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作〔洞仙歌〕词”（《漫叟诗话》）。当时，蜀地聚集了许多文人词客。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其中收晚唐至当时词人18家，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少数人外，余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夐、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或为蜀人，或曾在蜀做官游处。这些作者因而也被称作花间词派。韦庄是与温庭筠并称的花间派词人代表。他从中原避乱江南，入蜀后曾为前蜀宰相。他的词内容与温词相仿佛，着重写艳情离愁，但语言较为清丽，多用白描手法。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画屏金鹧鸪’，飞卿（温庭筠）语也，其词品似之；‘上黄莺语’，端己(韦庄)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指出了温、韦两家风格的差别。其余花间词人，大都蹈袭温、韦余风，以华丽词采写男女情爱和游冶生活，格调更趋卑下，如牛峤〔菩萨蛮〕、张泌〔浣溪沙〕、顾夐〔荷叶杯〕、欧阳炯〔浣溪沙〕等，多流于轻薄。欧阳炯作《花间集序》，明确地指出这些作品是宫廷豪家花间月下伴酒助欢的产物。该序又称所集为“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反映了自温庭筠以来诗人普遍从事词作的风气。宋代陆游《跋花间集》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邪？”其二又说：“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既批评其思想内容的无聊，又肯定其艺术形式上的成就，揭示了诗词代兴的历史演变，指出花间词人走入了狭窄的仄径。但其中也有稍能别开生面者，如鹿虔扆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抒写兴亡之感；李珣、欧阳炯和孙光宪的一些词，描写南国自然风光，间或涉及民情风俗，语言也较朴素。又如孙光宪的〔定西番〕、〔酒泉子〕“空碛无边”，反映边塞生活，笔力雄放，可谓上承唐代边塞诗与民间边塞词的传统，下开宋范仲淹以至辛弃疾词风之先河。

南唐偏安江南，比西蜀具有更优越的经济文化条件。南唐词的成就也比花间派更高。其代表作者有冯延巳、南唐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清代冯煦指出：“词虽导源李唐，然太白、乐天兴到之作，非其颛诣。逮于季叶，兹事始鬯。温、韦崛兴，专精令体。南唐起于江左，祖尚声律，二主（李璟、李煜）倡于上，翁（指冯延巳）和于下，遂为词家渊丛。”（《四印斋阳春集序》）冯延巳是南唐宰相。宋代陈世修《阳春集序》说他“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这正是词作繁荣的肥沃土壤。可惜当时无人像编《花间集》那样为之收集，以致有许多作品散佚了。冯延巳的词，宋人辑得120首，其中可靠者约100首，为唐五代词人存词最多者。其词大都写闲情离思、伤春悲秋，但意境深远广阔，语言清新婉约，形象优美迷离，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对宋代晏殊、欧阳修等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王国维说它“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李璟、李煜也都具有很高的文艺修养。李璟词今存4首，〔摊破浣溪沙〕二阕写登高怀远的愁思，寓苍凉于委婉之中，其境界超过了一般的花间词。李煜初期的词，多写宫廷享乐生活，与花间诸作差别不大，但在艺术上已显示出清新的特色。国破被俘以后，他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语言朴素自然又精炼优美，善于捕捉鲜明生动的形象，抒写沉痛真切的感情，开拓了抒情歌词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西蜀、南唐的割据政权，虽然先后为宋王朝所统一，但两地特别是南唐的词风，却深深影响北宋词坛，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唐五代词集

唐五代词的重要编集，除《花间集》外，还有《尊前集》，传说是五代或宋初旧本，共录作家30余人，词 200余首。南宋黄昇（号花庵）编《花庵词选》，前10卷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选录唐五代及北宋人之作。南宋何士信编《草堂诗余》，也间录唐五代词。清康熙时沈辰垣等编的《历代诗余》，是辑录唐至明词大型总集。《全唐诗》中也汇辑了唐五代词。近人林大椿的《唐五代词》，录作家81人，词1148首，比较完备。但这些集子中均未收民间词。

参考书目

1. 林大椿辑:《唐五代词》，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