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科普123

教案

历史地理2023-02-03 20:21:04百科

[拼音]：Jiaoan

[外文]：Missionary Cases

19世纪下半叶，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纵容和包庇在中国各地的一些传教士强买土地、包揽诉讼、欺压人民，从而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

起因

19世纪30年代，面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清王朝继续实行闭关政策，严禁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法国天主教会不顾禁令，派遣传教士潜入内地；英美各教会也纷纷组织海外布道会，派遣传教士到广州、澳门活动，并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等地建立对中国大陆传教的基地。早期传教士裨治文、郭士立、伯驾、加略利等都曾参与侵华活动。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曾称西方列强的进展，“首先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最后是殖民地总督。”传教活动为帝国主义侵略所利用，终于酿成教案的不断发生，主要是因为：

（1）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炮舰为后盾，进入内地，无视中国法律而任意行事。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给英国五口通商权利，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准许传教士在五口建堂传教，1858年《天津条约》又准许传教士深入内地。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时，担任翻译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士艾嘉略未经中方同意，擅自在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末添加:听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句。从此，传教士涌入内地，肆意干涉地方行政。英国记者宓克曾指出：“传教一事，其谋始不臧，在以兵力强之使从，致中国国家，惭其臣庶。复因立约保教，此事愈为怨怒之媒，而耶稣教门，遂为举国所愤毒。”

（2）中西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不相容。中国封建官绅担心基督教的传播会引起“人心大变”，从而打乱现存秩序，因此一开始就把基督教斥为异端邪教，鸣鼓而攻之。传教士则企图改变中国礼俗，反对敬祖、祀天，把已经深入群众生活的佛教和道教说成“邪教”，引起群众反感。教堂散布穷乡僻壤，干涉迎神祭祖仪节，经常与民间迎神赛会发生摩擦。群众的反抗有时亦得到部分士绅的支持，初期的不少冲突，便是直接由地方官绅所发动。

（3）外国传教士挑拨教徒与非教徒的纠纷，引起两者争殴。少数奉教者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更激起群众对传教士的仇恨。

（4）传教士侵占庙宇，强买土地建堂。传教士借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关于“还堂”规定，在各地妄指庙宇、会馆、官衙和民宅为旧置教堂，逼令归还。同时利用擅自添加“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霸占公产，强买民田，硬立契约，交涉案件不断发生。

（5）传教士包揽诉讼，曲庇教民。外国传教士在各地传教时，以胜利者自居，包揽诉讼，从人命案件到民间纠纷，无不插手。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地方官吏不敢得罪洋人，在处理民教诉讼案件时不敢作出不利教民的判决。在征收赋税时，只向乡民勒索，不敢向教民催取。因此，凡有词讼，教则必伸，非教必屈。传教士破坏中国司法权的行为，也是教案不断的原因之一。

过程

自1856年广西西林发生地方当局处死非法潜入的法国传教士马神父案（即西林教案）始，至1899年山东肥城教案止，历40余载，几乎年年有教案，处处有教案。按其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856年西林教案起至1870年天津教案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外国人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礼拜堂，但不准进入内地传教。可是，传教士往往违反条约规定，擅自潜入内地活动。于是，在江苏青浦和松江、浙江定海、湖南衡州都发生了民教冲突案件。而以1856年西林教案最为激烈。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马奥斯多（又称马赖、马子农）于1853年由香港潜入贵州活动，1855年又到广西西林“纠伙拜会”，引起地方官的恐惧。两广总督叶名琛奏称：“连年倡乱，蔓延数省，即由广西上帝会而起，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1856年2月西林知县张鸣凤逮捕马神父及教徒25人，并将马和2名教徒处死。此案发生后，法驻华使臣多次向清政府要求赔偿、惩办西林知县、外国公使驻扎北京和增辟通商口岸等无理要求，均遭拒绝。法政府以此为借口，与英国联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清政府又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服。1858年和1860年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与此有关的条款是：西林知县张鸣凤革职，永不叙用；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深入内地传教;归还教产（包括田地房屋等）;传教士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此后，传教士有恃无恐，加紧活动，西林教案始开列强以武力保护传教以及攫取中国其他权益之先例。

1861年3月，巴黎外方传教会贵州代牧区主教胡缚理接到传教士护照后，以征服者自居，横行无忌，乘紫呢大轿，盛设仪仗前往谒见高级官员，激起公愤。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联合致函全省官吏，候补道缪焕章撰刻《救劫宝训》，倡议驱逐天主教。6月，在田兴恕指挥下，团务道赵畏三率团丁焚毁青岩教会学堂，7月捕杀 4名教徒。法驻华使臣逼迫清政府派专员携中法《天津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20份前往贵州张贴，但遭新任巡抚韩超拒绝。翌年2月，开州知州戴鹿芝将唆使教民抗缴龙灯费，违抗礼俗的法传教士文乃耳及3名教徒处死；兴义、普安、永宁等地地方官也闻风响应。法公使向总署提出把田兴恕、赵畏三、戴鹿芝拘传到京，押赴市曹处斩等无理要求，英、俄、美公使也为法国撑腰。在法国的武力恫吓下，清政府妥协，于1863年决定：韩超交部议处，田兴恕发配新疆（何冠英已病故，戴鹿芝、赵畏三阵亡，均毋庸议）；田兴恕公廨拨充教堂用；缪焕章永不叙用，《救劫宝训》书板追缴销毁；赔款白银1.2万两结案。

贵州反天主教斗争迅速向湖南、江西、四川等地扩展。1862年，湖南绅士公议，凡“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奇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准应试”。又发布阖省公檄，号召驱逐天主教士。公檄传入江西，正值遣使会法籍会士罗安当到南昌索还教产和重建教堂，南昌生童立即起来反对，前翰林院检讨夏廷榘、在籍甘肃臬司刘于浔等大量翻印檄文，遍贴城内外通衢。江西南昌，湖南湘潭、衡阳、清泉、衡州等地教堂、教会学堂、育婴堂、教士住宅和教民房屋被毁多处。

川东反洋教斗争，系由巴黎外方传教会川东主教范若瑟唆使教民欺压群众引起。1865年酉阳富绅张佩超率民团拆毁天主教公信堂（公馆），殴毙法传教士玛弼乐，彭水、酆都等地闻风响应。1868年酉阳教民又逞凶殴人，焚毁民房。以致次年民团再次入城，毁堂救人，并杀死法传教士李国及教徒39人，团民亦死伤68人。随后民团与教会武装进行了激烈战斗，死伤惨重。同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赵会士于贵州遵义被殴毙。在此期间，贵州永宁，台湾凤山，江苏扬州，安徽安庆，湖北天门，福建福州、漳浦、罗源，广东雷州，江西贵溪、定南厅、庐陵，直隶永年等地都发生反教毁堂事件。1869年湖南豪绅印发大量反教揭帖，疾呼：“凡我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全国反洋教情绪日益高涨，1870年终于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一阶段反洋教斗争主要是由清朝地方官吏和权门豪绅引发的。他们或公开号召，或暗中指挥，主要矛头针对法国的天主教势力。清政府亦知这些教案与地方官员均有牵连，因此，交涉时颇费踌躇，但在外国侵略者的外交压力和武力恫吓下，又妥协让步，采取高压政策予以镇压。

第二阶段

从天津教案后至1891年长江中下游的反洋教斗争。天津人民在天津教案中自发地迸发出的反帝爱国精神，大挫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使清政府感到教案问题的严重性。恭亲王奕?说：“若再不筹善后之方，将教中之气焰愈张，吾民之怨愤愈积，祸患正不知所止。”为此，总理衙门提出《传教节略》，并拟订《传教章程》，于1871年2月递交各国驻京公使征求意见，企图对各国传教士稍加约制。《传教章程》8条，要点如下：

（1）育婴堂概行裁撤，以免物议，否则只收教民幼孩，但仍须报官备案；

（2）中国妇女不得入教堂，修女不准来华传教；

（3）教士应遵守中国法令风俗，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干涉诉讼，袒护教民；

（4）教士对所有教案，只应就案定议，不得额外要索。教民犯罪，教士不得庇护、藏匿，违者撤回本国；

（5）教士护照注明赴某省传教，不得潜往他省，不得转让他人，违者逐回本国；

（6）教士不可滥收教民，入教者之姓名、籍贯、职业及入教日期，应每月造册报官。教民有不法行为，应即驱逐出教；

（7）教士应遵守中国体制，不得稍有僭越，不得擅用关防并向任何衙门递照会；

（8）此后教士不得随意索还昔年教堂。买地建堂或租赁房屋，须经地方官查明有无风水窒碍，并征得当地绅民同意后，方可在契约上载明“本地教民公产”字样。

美、英公使分别在3月和6月复文清政府，对该章程大多数条文表示反对，但措辞比较和缓。法公使接到巴黎训令后于11月复文，词句强蛮，拒绝全部条文，并称此为挑衅行为。其他各国对“章程”也表示反对。

天津教案后，封建地主阶级上层人物开始退出斗争行列，但广大的城市手工业者和城乡贫民群众则越来越多地投入反洋教运动，其中仍不乏中、小绅士。1873年夏，川东主教范若瑟遣教士张紫兰潜赴四川黔江县建堂传教，司铎余克林等遍贴告示，内容多系不义无礼之词，激起民愤，导致四川反洋教风潮重兴。南充、营山、内山等县教堂亦被捣毁。1876年邻水、江北厅、涪州群众相继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福建延平绅士反对英国安立甘会在城内建堂，翌年焚毁美国美以美会教堂一所。全国各地由士绅倡导的反洋教风潮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1880年后，东南沿海和西南边陲省份由于法国的入侵，反洋教浪潮又一次高涨。1880～1882年，广东清远、花县、大埔，福建福安、诏安，山东济南，广西南宁、梧州，贵州普安厅乃至黑龙江呼兰均有教案发生。1881年，四川三岩群众杀死天主教神父梅玉林。1883年云南浪穹县团民围攻教堂，击毙“平日奸淫拷诈，无恶不作”的法籍司铎张若望及教徒 9人。永平县受教会迫害的乡民也“群起报复”。福建龙岩州出现“平夷灭番局”告示，称“有能得番首者赏银二百两”。1884年法军进攻基隆偷袭马江后，民心激愤，台湾有7座教堂被毁，广东群众“视凡法人皆若仇敌”。广州北门外陶金坑天主教堂和法领事、教士及兵丁坟墓均被捣毁。尽管清廷颁发保护各国“官商教民”诏谕，但仍无济于事。粤、黔数十县教堂会所被毁，教士、教民多被驱逐出境。浙江温州西街等地外国教堂洋房一夜间被焚毁殆尽。

中法战争后，长江流域反洋教浪潮进一步高涨。1886年重庆武童拆毁美以美会医院和学堂，接着士民纷纷加入，焚毁英国内地会房屋、法国教堂及英领事署。1890年的大足教案更使“数百里汹汹骚动”。1891年春，湖南又出现大量反洋教宣传品，有的一次就刊行80万册。周汉刊刻的朱墨套印的反洋教通俗图画在民间广泛流传。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总署云：“屡次严饬南北两省查禁，不遗余力，旧本甫毁，新本旋出。”这些宣传品对长江中下游的反洋教斗争起了巨大的鼓动作用。

1891年5月13日，因芜湖耶稣会中国修女迷拐幼女，5000多群众手执小旗，拥向教堂，推倒围墙，两个神父出逃，教堂、学校、教士住宅及海关洋楼相继被焚。暴动群众对清兵弹压毫不畏惧，直到次日巡抚沈秉成下令江中兵船开炮，群众才逐渐散去。随之，安庆、丹阳、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地纷纷骚动，教堂、教士住宅全被焚毁。6月，武穴哥老会郭六寿率众千余人围攻英国循道会福音堂，击毙金教士和海关铃子手柯林，并捣毁附近黄梅、蒲圻等地教堂。9 月宜昌方济各会圣母堂收买拐来孩童。次日其亲属到堂索还，众集堂外评理。知县闻讯派兵弹压。美国圣公会苏教士竟向人群开枪，击伤一人，群情益愤，数千人冲入圣公会，纵火焚毁，接着又到圣母堂救出男女幼孩数十人后，将该堂烧毁，并击伤修女多人。此外，河街天主堂、英人住宅和正在修筑中的英领事署亦被毁。甚至上海租界和徐家汇一带也出现反教揭帖。美驻华公使田贝向国务院报告：“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于是他们出动在华的所有兵舰到武汉等地示威，各国公使联衔向总署提出抗议，清政府对暴动群众血腥镇压，处死4人，充军或笞杖10余人，有10多名地方官被撤职，赔款白银47万余两。

长江中下游反洋教浪潮波及中国北方。1891年11月热河朝阳金丹道会首李国珍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占领了朝阳。在理教首领郭万湻率众响应，建昌、平泉、开平等地教堂被毁，参加起义者以万计，其中不少人来自江南各地。他们以消灭外国人和传教士及推翻满清政府为旗号，后遭清军残酷镇压而失败。

在这一阶段，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反洋教的区域进一步扩大。教案大多是由天主教育婴堂收养婴孩和新教在内地买地建堂，扩大据点而引起。斗争锋芒不但指向天主教，更多地是针对英、美各派新教。民教相争较为突出，特别是1876年天主教中国教士覃辅臣指挥残杀民团达数百人之多。参加斗争的队伍，初期还是以士绅为主体，民团仍起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后，大量下层劳动人民投入运动，民间会党日趋活跃，并成了斗争的核心力量。宣传品从简单的揭帖发展为有系统的书籍、图画之类。斗争形式也从焚堂闹教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暴动，甚至武装起义。士大夫阶层陆续退出斗争，清政府进一步充当了替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凶手。

第三阶段

从长江中下游反洋教斗争后至1900年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为止。由会党领导的长江中下游反洋教风潮，也使清政府感到自危，于是一面对群众的斗争采取武力镇压，屡出告示，严禁会党活动和散发匿名揭帖；同时也想变通方法，约束教士和教民。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欧察看各国限制教民之法，行之有效，联系到天津教案后总理衙门提出的《传教章程》，向清政府提出治本和治标两种方法。他认为“章程”中有几条暂难实行，如限定各堂华民入教人数，撤去女教士、女塾、恤孤局（孤儿院）和非教子弟不得入男塾等等；而有些则可行，并作为治本之方，如禁教士诋毁儒教，所有教堂听中国官员随时查看，堂中所收婴孩如数上报，教民诉讼教士不得包庇等。治标之法则为查禁匿名揭帖，次论惩凶，而罪必求其相当，赔偿而数必求其核实，同时亦当以保护教士为名，调派兵舰隐备非常。直隶总督李鸿章亦于1892年5月致总署《论变通教务》与《酌拟教堂禁约十条》，其内容有：禁教士诋毁儒教；教堂听华官按季查看一次并抚视所收婴孩；教民诉讼，教士不得包庇；教堂所收及病故婴孩人数按月具报；教堂只收12岁以下幼童；教堂照约由地方官税契，并登记所在地，报明地方存案，停止滥收莠民、拐骗者；教士须约束教民；由教皇派遣大主教驻北直隶与地方官直接商办教务事宜，无须法国照料（保护）。此时，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更加凶猛，并形成瓜分中国之势。清政府自顾不暇，所拟“教堂禁约”根本无法实施。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各地反洋教斗争更加迅猛地开展起来。

1893年湖北麻城宋埠群众反对新教瑞典行道会，杀死教士梅宝善和乐传道。次年8月，辽阳苏格兰长老会教堂被过路吉林练军捣毁，教士李雅各被殴重伤致死。1894年中日战争和清政府的屈辱投降，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1895年4月，成都出现揭帖，对英、美帮助日本侵略中国表示愤慨。5月28日端午掷果会上传教士与中国儿童发生口角后，竟将儿童抓进教堂，从而激起暴动，英美会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馆当夜被焚。次日又焚毁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内地会、法国天主教堂三所、育婴堂和医馆各一所，打伤法主教杜昂。接着川西、川南数十州、厅、县相继发生打教案件。英、美、法等国派炮舰在长江示威，各国公使联衔“抗议”，要求严办高级官员。清政府又一次屈从，将川督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刘为在教案问题中被革职的最高级官员，美公使田贝夸称此“为外人在华地位创造新纪元”。另数名知州、知县被撤职，6名群众被处死，17名受军、流、枷、杖处罚，向法国天主教赔偿白银94.8万两，英美等国新教4万两。

与四川相呼应的是福建古田教案。甲午战败，台湾被割，人心激愤。古田县斋会多次领导会员抗捐抗税，并准备武装起义。古田英传教士向清政府告密，刘洋兴等斋会首领遂于1895年8月1日率百余人杀死英教士史荦伯夫妇等11人，焚房2幢。事件发生后，古田知县王汝霖即被撤职，英美两国军舰到福州威胁，并组织调查团前往古田，英、美领事参加会审。刘祥兴等26人被处死，17人终身军、流，5人终身监禁。

1896年，山东大刀会日趋活跃，山东单县、江苏丰县和安徽砀山先后发生反洋教事件。4月，法司铎邓玉函在广西被杀，次年11月又有山东巨野大刀会杀死德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酿成巨野教案。德国乘机扩张，山东遂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1898年春，四川大足余栋臣等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哥老会党踊跃参加，周围30多个州县纷纷响应，湖北施南府利川县、宜昌府长乐县等哥老会闻风而起，聚众起义。同年4月，广西永安杀死巴黎外方传教会苏安宁。10月又有外方传教会伸德辉在广东博罗被杀。11月贵阳杀死英内地会明鉴光。12月巴东县杀死方济各会比利时神父董若望等。各地反洋教斗争尤以山东为剧，民间秘密结社迅速发展，大刀会、义和拳等成为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核心组织。1898年义和拳在冠县组织乡民焚毁天主教堂，又在日照发动群众反对传教，殴伤德国传教士薛田资。翌年，在朱红灯的率领下，义和拳在平原一带举行起义。1899年底，大刀会在平阴县酝酿起事，英国安立甘会传教士卜克斯闻讯由泰安府赶回制止，在肥城被大刀会杀死。

这一阶段反洋教斗争非常激烈，中法和中日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参加人数愈来愈多，而民间秘密会党（如长江流域的哥老会，闽赣的斋会，山东的大刀会、义和拳等）成为反洋教斗争的主体，出现了由会党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起义斗争。这一阶段中，传教士续有被杀者。清政府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者则利用“会审”大量屠杀中国人民。1898年清廷连续颁发三道上谕保护教会，次年3月又谕准总署拟订地方官接待主教与教士事宜5条，准许天主教主教的地位与总督及巡抚同等，且得以平等地位互访与通讯;副主教、会长与司道（藩台、臬台、道台）同等，一般传教士与府、县同等。由于清政府的卖国立场，民教之间的矛盾和教案非但毫无缓和可能，反而愈演愈烈。人民自发的爱国斗争不断发展。1899年在山东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和发动的反洋教爱国斗争基础上，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