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ichanjieji Weixinpai zhengzhi sixiang

[外文]：Reformer's political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维新的政治思想。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号召，以“变法”、“改制”为旗帜，期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改革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

19世纪60～70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侵入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改良派的维新思潮。早期改良派的代表有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自富自强而救国。主张和列强进行“商战”，抵制列强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办学校以培养人才，改革用人制度；也提出设议院，“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早期改良派重视变“用”，不重视变“体”；注重经济改革，不注重政治改革。他们没有总揽全局，而侧重于枝节问题的改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收效甚微。

19世纪80、90年代，经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国连续失败，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民族资本家、部分官僚、商人和进步人士纷纷设厂救国，使民族资本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受到了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制和束缚。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摆脱压制和束缚，更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游说公卿，上书当朝，集会京师，积极鼓吹变法维新，自强救国。 他们还通过组织政治团体(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出版报刊（《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开办时务学堂等途径，进行变法宣传，培养变法人才，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总结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和实践，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变法维新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变法维新主张。康有为的3部著作《人类公理》(1884)、《新学伪经考》(1891)、《孔子改制考》（1892），奠定了变法的理论基础。1888～1898年间的7次上书，系统阐述了变法纲领和改革方案。梁启超著的《变法通议》，严复著的《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和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著的《仁学》等，充实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和思想内容。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和戊戌变法运动的实际领导者。梁启超在变法舆论宣传上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谭嗣同主张冲破一切封建网罗，思想比较激进，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严复则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理论，为变法维新运动增添了思想武器。他们是当时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家。

他们的政治思想主要有：

（1）自强救国的爱国思想。维新派大声疾呼救亡图存，要求结束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发展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家富强，摆脱贫困、落后和被动挨打的状况，以挽救民族危亡。在他们看来，变法能够自强，自强可以救国，不变法自强就要亡国。康有为痛陈时局的危急，指出外国列强正在从四面八方蚕食、侵吞中国，国家已经危在旦夕。不变法自强就不能挽救这种危急局面。要变法就必须大变、全变，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严复以西方进化论“优胜劣败”等观点，说明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只有变法自强，别无他途。谭嗣同则明确表示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态度，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以维护民族利益。他们这些思想，是推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动力和基础。

（2）社会历史观。维新派根据中国古代的“公羊”三世说、小康和大同说，引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 指出变易、 进化是历史的普遍规律。“变”不仅是天地万物的“物之理”，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公理”。综观古今中外，“变”与“不变”，是一个国家强弱存亡、兴衰继废的关键。以这种变易、进化的社会历史观为根据，他们提出“全变”、“变本”的变法指导方针。 同时，批判顽固派 “祖宗之法不可改”和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等原则。在社会政治理想上，他们憧憬着大同世界，为此作了美好的设想和描绘。但是，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按照所谓“三世相演”的，即由据乱世（多君为政之世）、而升平世（一君为政之世或君主立宪）、而太平世（民为政之世或大同），循“拾级而升”的机械次序和程式发展。“升平世”或“君主立宪”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既不能“躐等”，也“不可期之以骤”，只能以渐进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制。

（3）政治纲领。维新派认为中国衰败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封建专制君主制和集权制度，而东西各国之强盛皆以立宪，“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提出要“设议院以通下情”；设责任内阁和制度局，执掌行政；设法官独立执掌司法。为达到这一目的，认为必须做到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梁启超、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宣传，谭嗣同发出“冲决一切网罗”，“废君权、昌民权”和赞赏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呼声，虽具有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成分，但不是纲领的主流，他们的政治纲领核心是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良措施。维新派主张以建设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目标，“定新制，行新法”。治国以“富国为先”，以“劝工”、“惠商”为“养民之法”。在各种产业中实行雇佣劳动制，发展大机器生产，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开发本国资源，修矿山、筑铁路、造船舶、铸银币、发钞票、办银行，奖励发明者和“成大厂以兴实业”者。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废八股，兴学校”，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和中央立大学，并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广收博采“西学”，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培养新式人才，等等。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思想及其改良方案，指导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实践。他们“革故鼎新”的基本思想和精神，冲击了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思想和风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体系中也含有保守的、反对根本变革的思想成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转为保皇派，其政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成为保守、倒退、直至反对革命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