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Guogeli
[外文]：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809～1852)
俄国作家。1809年4月1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大索罗庆采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爱好文艺，曾用乌克兰语写过几出喜剧。在家庭影响下，果戈理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1821至1828年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受到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并在业余演出中扮演过讽刺喜剧的主角。1828年底，抱着去司法界供职的愿望赴彼得堡。次年发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因长诗受到批评，果戈理从书店买回全部存书烧毁。自1829年底至1831年3月，先后在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供职，亲身体验到小职员的贫苦生活。在此期间还到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1831年夏，果戈理结识普希金，从此过往甚密，在创作思想上受到重大影响。同年9月和次年3月先后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被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平凡的现象”。这两部小说集将乌克兰的民间故事、童话、歌谣中的情节同乌克兰现实生活的描写交融在一起，以幽默的笔调嘲笑乡镇的统治阶层和黑暗势力，歌颂农民、工匠、哥萨克的勇敢机智，展现了富有诗意的乌克兰民族生活。作品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倾向。
1834年秋开始，果戈理在圣彼得堡大学任世界史副教授，对乌克兰史和世界中世纪史进行过研究。次年底离职，从此专事创作。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开始形成。《米尔戈罗德》包括 4篇小说，其中两篇取材于乌克兰当代生活，另两篇根据乌克兰历史和民谣、传说写成。《旧式地主》委婉地讽刺一对地主老夫妇百无聊赖的寄生生活，揭示他们灵魂的空虚，展现出宗法制地主庄园日益荒废的真实图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以夸张的手法，辛辣地嘲讽了两个“体面”的贵族绅士。他们原是莫逆之交，后因细故结仇，长年涉讼，直到双双死亡。这两篇小说已显示出果戈理的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含泪的笑”──在讽刺之中渗透着对没有理想和无所作为的人生所感到的悲哀。《塔拉斯·布尔巴》以史诗的风格展现17世纪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王国统治阶级的英勇斗争。它描写著名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军营的战斗生活，歌颂老队长塔拉斯·布尔巴为民族解放和宗教信仰自由而英勇奋斗的壮烈一生。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地鬼》，描写一个神学校学生因被迫为一个女妖念经而身亡的故事，带有神秘主义、缩命论的色彩。
《小品集》以描写彼得堡生活的小说为主。《涅瓦大街》揭露彼得堡贵族官僚社会的庸俗与空虚。《肖像》描写一个有才能的年轻画家因追求上流社会生活而毁了艺术才能，对金钱和权势主宰一切的彼得堡社会进行了批判。《狂人日记》对于被剥夺了一切的 “小人物”、小官吏的悲惨命运表达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向巧取豪夺的“大人物”发出抗议。这3篇小说同后来发表的《鼻子》(1836)、《外套》（1842）一起合成一组“彼得堡故事”。
《小品集》还包括一组评论文章：《论小俄罗斯歌谣》、《雕塑、绘画和音乐》等。作者在其中探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长坎肩，而在于描写人民的精神本身”，“对象愈是平凡，诗人就应站得更高”等著名论点。
《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出版后，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写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一文，论述果戈理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典型塑造和“含泪的笑”，阐明了他的小说对俄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写作中篇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于1833年开始从事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名剧《钦差大臣》首次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公演。剧作以普希金所提供的一个趣闻为情节基础，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作者自白》)。 故事发生在俄国某偏僻城市。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听到钦差大臣前来视察的消息，惊慌失措，竟将一个过路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科夫当做钦差大臣，对他阿谀、 行贿。 正当市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这位“钦差”、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时，传来了真正的钦差大臣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果戈理以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刻划了老奸巨猾的市长，玩忽职守的法官，不顾病人死活的慈善医院院长，愚昧的督学，偷拆信件的邮政局长──所有这些形象都异常真实地反映出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等本质特征。赫列斯达科夫是一身染上彼得堡贵族官僚习气的外省青年，轻浮浅薄，爱慕虚荣，自吹自擂，厚颜无耻，在当时俄国社会具有典型意义。果戈理指出：“任何人都至少做过一分钟(如果不是数分钟的话)的赫列斯达科夫……灵活的禁卫军军官有时会变成赫列斯达科夫，国家要人有时会变成赫列斯达科夫……。”《钦差大臣》是整个俄国官僚界的缩影。赫尔岑称赞它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钦差大臣》上演后，遭到以尼古拉一世为首的俄国官僚贵族社会的攻击和诽谤，果戈理深感痛心。1836年6月，他离开俄国到了德国和瑞士，写作上一年开始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巴黎度过冬天，会见过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1837年3月迁居罗马。在启程前获悉普希金惨遭杀害，极为震惊。他在创作上备受普希金的关怀，《死魂灵》的情节也是普希金提供的。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将《死魂灵》的写作当做执行普希金的“神圣遗嘱”。1842年5月，《死魂灵》第一部问世，继《钦差大臣》之后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赫尔岑语）。书中主人公乞乞科夫是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社会中从小贵族地主向新兴资产者过渡的典型形象。他在官场中混迹多年，磨练了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天才”。当时俄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而在两次登记之间死去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当做活人，有的地主曾经拿他们做抵押品向国家银行借款。乞乞科夫决计到偏僻的省份，收购“死魂灵”来谋取暴利。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展现出一个又一个地主形象，如懒散的梦想家玛尼罗夫，愚昧、贪财的柯罗博奇卡，喜爱撒谎打架的酒鬼、赌棍诺兹德列夫，粗鲁、顽固的索巴克维奇以及爱财如命的吝啬鬼普柳什金等等。果戈理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小说又通过残废军人戈贝金大尉反抗沙皇政府的插曲，反映了人民反对专制农奴制统治的情绪。在小说的抒情插叙中，果戈理把俄罗斯比做一架飞奔的三驾马车，以表达对祖国光明前途的信心。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后，果戈理在继续写作第二部的同时， 发表了中篇小说 《外套》和喜剧《婚事》（均1842）等等。《外套》描写彼得堡一个小官吏的悲惨遭遇。他是冷酷无情的官僚机构的牺牲品，贫穷、懦弱。顺从地忍受人们的欺凌。最后，他的外套被劫，不仅无人同情，反而遭到“要人”的呵斥，无声无息地死去。小说发出了保护“小兄弟”的人道主义呼吁，对俄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产生过强烈影响。
果戈理在《死魂灵》出版时曾暂时回国，1842年6月重又出国，大多住在罗马，但经常往来于意大利、法国与德国之间，主要为了治病。他始终希望通过人道主义、通过道德的改进来改造社会，晚年更陷入博爱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他在《死魂灵》第二部中虽然继续对专制农奴制社会作了一些批判，却塑造了一些理想的、品德高尚的官僚、地主以及虔诚的包税商人形象。继续游历地主庄园的乞乞科夫，在他们的道德感召下，灵魂更新，改恶从善。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果戈理感到这些正面形象苍白无力，在1845年将手稿烧毁。1847年发表《与友人书简选》，宣扬君主制度、超阶级的博爱和宗教神秘主义，为专制农奴制的俄国辩护。同年，别林斯基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果戈理的思想错误。1848年春，果戈理在朝拜耶路撒冷之后回国，定居莫斯科。1852年3月4日逝世。在病危时，他再次烧毁了重写的《死魂灵》第二部手稿。
果戈理的创作同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尤其显著。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6)中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理创作的重要影响。自20世纪初叶起，果戈理的创作相继被翻译介绍到中国。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称赞果戈理的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1935年他翻译了《死魂灵》。20、30年代，中国左翼剧团屡次演出喜剧《钦差大臣》（当时译为《巡按》），曾引起广泛的反响。果戈理的创作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例如鲁迅、老舍的作品）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