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an Fu

中国19世纪末的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理论家。原名宗光，字幾道，又字又陵，晚年号瘉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67年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留学英国，两年后回国，从1880年起，长期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95年清政府因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他“痛心切齿”，连续发表《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文，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政治思想，抨击君主专制，批判旧学，鼓吹变法图强。在此期间他所译出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于国内知识界曾产生重大影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致力于翻译，先后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H.斯宾塞的《群学肄言》、J.S.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等 7部著作，并写下许多按语，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著作、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还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政治、法律及经济观点。20世纪初，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出现新形势，他仍坚持改良维新，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图谋复辟帝制而组织筹安会，严复是发起人之一，晚年更趋于颓废守旧，主张复古。

严复为了中国能变法图强，介绍与宣传了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希望以此唤醒国人，为自强保国而奋斗。他还宣传了 J.-J.卢梭、孟德斯鸠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以及三权分立的理论，促进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发展。他积极提倡西学，斥责汉学是“无用”之学，宋学是“无实”之学，鼓励人们研究近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他的法律思想主要就在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三权分立和天赋人权学说为依据，论证改革中国旧法制的必要性，要求建立以西方国家为样版的新法制。他根据对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了解，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旧法律，都是“为上而立”，是帝王用以压迫臣民的工具，而帝王则“超乎法之上”。由于法律是为帝王一己之私服务的，因而中国的旧法，“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中国在与列强竞争中，不能不失败。因此，他提出中国要富强就应变法，而在这“事事方为更始”当中，“法典居其最要”。而新立的法，应“为民而立”，才合乎“天理人情”，才是“治国之法”，才符合于法律产生的初意。他以民约论为依据，认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卫民之事，最重要的是保护天赋人权，特别是“天之所畀”的自由权。他说:“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他认为人权有保证，将有利于提高民智、民德、民力。

严复受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影响，具有重法治的倾向，认为只有懂得以法治国的人，才是“知治之要”。他不赞成“有治人无治法”的论点，因为从中国历史来看，圣主明君极少见，所以实行“人治”，只能是“乱世多”，“昌世少”，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推行法治，他建议仿行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为此，首先应使君权与民权分立。他提出：“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这里所说的民权，主要指设议院，使其掌握立法权。他认为由议院行使立法权而由国主“准驳之”，“此其法之所以无苟且，而下令常如流水之原也”。其次，司法机关应独立进行审判，其他机关不得侵权。法官裁判曲直时，完全以国家法典为依据，只有如此，才有持平之狱，国民的利益才能受到保护。

严复虽然主张法制，但又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反对专任刑罚。他认为刑法有“瘅恶”、“禁未”、“革非”的作用，但不等于要专任刑罚，因为用刑罚“防民之恶”，是“最后而至不得已之术也”。他指出，人之所以犯罪，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计短”，即不明事理，没有羞耻之心，归根到底是由于民智不开、民德不新的缘故。所以要防止犯罪，应当从教育入手，“急急于教育”，以提高民智、民德，才能使“细民知自重”，民知自重则耻于犯法，“其效深于以刑也”。

严复的法律思想，随着他在政治上的日益后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要求改革旧法律制度变为扬言“我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他由一个在理论上曾经颇有生气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逐步地变成了鼓吹复古主义的“瘉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