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an-Wu Yi-Zong jinfo

中国历史上四次由封建帝王发动的禁止佛教事件。这四位帝王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又称三武一宗法难。

太武帝在位期间锐志武功，统一江北诸地。他初崇佛法，后因受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并亲受符箓，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认为佛教系“西戎虚诞”，“为世费害”。太平真君五年，诏禁王公以下至庶人私养沙门，九月杀僧领玄高、慧崇等。七年，太武帝西征到达长安，见佛寺内藏有兵器，又查出“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司徒崔浩因之上疏请诛天下沙门，毁诸寺院经像。三月，帝下诏诛长安沙门，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下令废除全国佛教。诏曰：“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素信佛法，缓发诏书，使远近皆有所豫闻。因此四方沙门多亡匿逃脱，金银佛像及经书被秘密收藏，仅有一部分僧人被戮，而魏境内寺宇建筑却多被毁。太武帝死后，文成帝继位，诏复佛法。佛教又得以恢复。

北周武帝即位之初，循例事佛，但更重视儒术。天和二年(567)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请删寺减僧，谓“国治岂在浮图”？复谓“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此论深合帝心。武帝为禁抑释道，制造舆论，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578)，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甄鸾、道安等屡上书驳斥道教，纷纭不息。天和三年，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亲讲《礼记》，欲以儒术治天下。建德三年五月始议禁佛，诏僧道大集京师，斥佛教不净，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当年六月，设置通道观，选佛、道名士120人，普著衣冠，为“通道观学士”，并置官吏统管。建德六年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沙门慧远与帝争论不果。禁佛后，北方寺像几扫地悉尽，僧众多逃奔江南。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佛法又兴。

因发生在会昌年间，故又称会昌法难。武宗好道术，开成五年（840）秋，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亲受法箓。宰臣李德裕等亦恶佛法。会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还俗，财物入官，僧许留奴一人，尼许留婢两人。三年，查点外国僧人，并禁摩尼教等流传。令两街功德使疏理京城，公案无名者还俗，递归本贯，诸州道府皆同斯例。四年，诏禁供养佛牙，毁焚长生殿内道场经像，换为天尊老君之像。但毁佛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寺院所属庄园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加以僧伽腐败，僧侣不事生产，蠹耗天下。会昌五年三月，勘检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毁佛寺，勒僧尼还俗，下令并省寺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秋七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诏行之后，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千万顷。又将寺院奴婢改为两税户15万人。但当时藩镇权势已重，有些地方并未遵旨禁佛。武宗死后，宣宗又复佛法，但佛教势力已衰，元气大伤。

世宗在位时，北方五代更迭，兵革时兴，僧尼管理功令渐弛，以致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显德二年（955），诏令整饬寺院，沙汰僧尼。凡无敕颁寺额之寺宇并皆停废，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规定若要出家，男年十五以上，诵经百纸或读五百纸，女年十三以上，诵经七十纸或三百纸，陈状呈上，本郡考试以闻，祠部给牒方得剃度。禁止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存留寺院之外，民间的铜佛像全数没收入宫，用以铸钱。此年共废寺3336所，存者为2694所，僧尼系籍者61200人。此后，中国北方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