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fengjian shehui de zigengnong

[外文]：land-holding peasant of feudal society in China

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下，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从事个体劳动的农民。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较充分的发展。

西周青铜农具的使用，土壤肥沃松软的黄土地带的开发，有利于个体劳动的发展。《诗经》中《豳风·东山》和《唐风·鸨羽》两诗所描写的战士，有自己的家室，以“艺黍稷”为生，有充当甲士的权利，他们就是当时的自耕农。

春秋战国之交，以铁犁、牛耕为标志的传统农业兴起，在新兴地主政权“耕战政策”的推动下，自耕农大量发展。他们主要来自获得解放的农奴，也有因子孙繁衍和兼并争斗而失去权贵身份的贵族及其后代。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井田制崩溃，他们的土地私有化程度和经营独立性加强，开始成为较有完全意义的自耕农。他们是当时各国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孟子》、《荀子》等书中称道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耕织结合的农民，就是这种自耕农的写照。

秦代以后，封建地主制经济不断发展，但在土地买卖和多子继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只是在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土地兼并盛行的时候，自耕农的数量会减少一些；而在历代王朝建国之初，在招抚流亡，垦种经过战乱而荒芜的土地的时候，自耕农的数量就多一些。汉代的“赋民以田”，西晋的占田，北朝和隋唐的均田，明代的移民垦田，清代的“更名田”，都是培植自耕农的措施。根据一些文献资料的估算，唐初、宋初和明初的某些年代，自耕农的总户数可能超过佃农的总户数，他们耕种的土地总量可能超过佃农耕种的土地总量。清代在某些地区，自耕农数量也超过佃农。

自耕农和佃农都属于小农经济。自耕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只承担封建国家的赋役，没有地租。这就使他们愿意投资以改良土壤，提高土地丰度;使他们有较大的独立性以从事有利的经营，增加经济收益；使他们有较有利的条件生产和支配剩余产品，以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他们比佃农有较优越的经济地位。他们的这种地位有一个随封建制度的演变而逐步发展的过程。封建徭役的繁杂和征调无时，严重干扰自耕农的生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赋役制度不断改革，经过唐代的两税法，宋代的募役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地，实现了从赋役并重到重赋轻役，最后将役并入赋，使自耕农有了越来越大的自由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

世族、缙绅地主凭借封赐、庇荫和优免等封建特权，强占强买土地，转嫁赋役，实行兼并，是对自耕农经济的严重威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隋唐以后，地主的封建特权逐步削弱，到清代，他们的优免权也受到限制，土地转移已基本是通过买卖的经济手段进行。同时，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下，限制土地买卖的封建习俗逐步松弛，土地买卖的范围日益扩大，经济因素对地价的决定作用日益增加。土地商品化程度的深化，导致自耕农土地私有制日益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自耕农，正是在封建政治经济关系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自耕农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简单，难于经受天灾人祸，再加上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所以，自耕农的经济地位又是不稳定的。一般说来封建赋役负担的轻重，往往取决于封建统治者奢靡消费、从事征战以及兴修大规模工程等的需要，其增减幅度很大。当徭役繁苛的时候，许多自耕农就要“卖舍贴田，以供王役”（《旧唐书·李峤传》）；或“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宋史·食货志》）。唐中叶后，封建赋税从“以丁身为本”改变为“以资产为宗”。这本来有利于自耕农，但是，贪官污吏的额外征求却有增无已，有时是“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清《康熙实录》卷二十二）。因此，每当封建国家苛征暴敛之际，许多自耕农便破产流亡，或通过投献、投靠而成为豪强巨室的依附农民。这种情况，史不绝书。

自耕农又是豪强地主依仗权势，转嫁赋役，兼并土地的重要对象。当地主阶级封建特权膨胀的时候，总是要出现“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通典·食货门》）的情况。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日益卷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旋涡之中，自耕农又成为商人和高利贷者盘剥的重要对象。从汉代以来，许多自耕农都逃脱不了“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汉书·食货志上》）的命运。

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时候，自耕农的经济境遇并不强于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