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cixiu

[外文]：Embroidery in Ancient China

用针引线在绣料上穿刺出一定图案和色彩花纹的装饰织物。原始社会时人们用纹身、纹面、纹缋服装等方式美化生活，以后人们用线将花纹刺在衣服上，就成为刺绣。夏、商、周时刺绣得到发展。1974年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伯墓发现辫子股针法的刺绣残痕(图1)，是用黄色丝线在染过色的丝绸上绣出花纹线条轮廓，再以毛笔蘸色在花纹部位涂绘大块颜色制成， 色用红、黄、褐、棕，其中红黄两色系天然朱砂(硫化汞)和石黄 (三硫化二砷和硫化砷 )加粘着剂涂染，色相鲜明。底绸用植物染料施染。

1958年湖南长沙烈士公园33号战国楚墓发现墓棺内壁四面各裱贴一幅刺绣，裱于东南两壁者出土时尚完整，东壁的绣龙凤蔓草纹，龙凤头部写实，身子与蔓草连接为弓形图案；南壁的绣花草枝蔓、变体鹤与鹿。这种纹样与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 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对凤对龙纹绣浅黄绢面衾的纹样相似。江陵马山砖厂 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还有飞凤纹绣、龙凤虎纹绣禅衣、凤鸟花卉纹绣、蟠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龙凤合体相蟠纹绣等代表性文物，都是完全用辫绣法全部施绣，不加画缋填彩。这标志着刺绣工艺的成熟(图2)。苏联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第5号古墓，也曾出土中国丝绸的刺绣鞍褥面，纹样风格和刺绣针法与长沙及江陵出土的战国刺绣相似，说明战国时期中国的刺绣品已向国外流传。

汉代刺绣已有很高的水平。湖南长沙马王堆 1号西汉墓、北京大葆台西汉墓、河北怀安东汉五鹿充墓、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新疆民丰北大沙漠东汉墓、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音乌拉古代匈奴王族墓群等均有刺绣发现。马王堆 1 号西汉墓出土的遣策中记有长寿绣、信期绣、乘云绣等名称，纹样题材以变体云纹为主，也有由龙头、凤头与变体云纹连成一体的云中龙、凤，还有变体植物纹、茱萸纹、几何方棋纹等。纹样繁密，色彩鲜艳。河北怀安东汉五鹿充墓出土的刺绣以云山人物鸟兽为题材。新疆民丰出土的东汉刺绣除云纹、茱萸纹外，还有独具地方色彩的变体花鸟纹。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音乌拉出土的刺绣，题材有龙纹、斗兽纹、鱼鸟纹、玉佩纹等。汉代刺绣属生活用品，针法以辫子股绣为主，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绣品中，还有极少的直针绣法。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刺绣佛像。196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125与126窟前崖壁裂缝中发现一件北魏广阳王元嘉献于太和十一年(487)的刺绣佛像残片。其正中绣一坐佛，佛右侧为一菩萨，下方正中是发愿文，其左右绣供养人。现仅存四男一女，均穿胡服，身旁各绣名款。边饰忍冬龟背纹花边，用二晕配色法配色。除花边外，均满地施绣，是现存最早的一件满地施绣的装饰性绣画。

唐代所绣佛像很多，武则天(623～705)晚年曾命绣工绣制净土变相图 400幅。日本关卫教授认为，日本持统帝六年(692)陈于药师寺讲堂中高6米、长6.5余米的阿弥陀净土变大绣帐，可能是当时仿照中国的净土变相图绣成的。此帐上面绣有阿弥陀佛、胁侍菩萨等像百余尊。敦煌莫高窟石室曾发现有一幅 3米多长的唐代辫绣佛像，气派庄严。另有一件高44厘米，宽22厘米，满绣穿枝牡丹及鸳鸯的囊袋，牡丹花叶已用平绣法绣成。还有绣帐灵鹫山释迦说法图，释迦牟尼立于莲座上，旁侍二佛二僧，头顶飞天二人，下坐供养人像，也全是平绣法所绣。唐代刺绣针法，已运用戗针、擞和针、扎针、蹙金、平金、盘金、钉金箔等针法，能使绣品绣出晕染的效果，为宋代绣画艺术创造了条件。(图3)

宋代继承了绣制佛画的技艺传统，转而绣制名人书画，以追摹宋代院体工笔画的笔墨线条、晕色浓淡及画中风采气韵为能事。宋徽宗于崇宁年间(202～206)在皇家画院设绣画专科，一时间著名绣工如思白、墨林、启美等辈出，融书画于绣画。他们的绣品精致细腻，有“闺阁绣”之称。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绣素底白鹰轴，羽毛用刻鳞针，在羽片外缘先垫一根轮廓线，然后根据羽毛生长规律施绣，使羽毛呈现高下厚薄的真实感，系鹰的蓝索打结处，用粗股丝线盘结，然后钉线固定，流苏也以粗线排列钉固，使之显现不同的纹理质感，使刺绣技法推进到艺术的高峰。

元代刺绣稍衰，明清复振，苏绣、鲁绣、湘绣、粤绣、蜀绣最著名。苏绣始于上海露香园顾氏，色彩文雅，针法活泼多变。鲁绣为衣线绣，作风雄劲，设色浓艳，湘绣浑厚，粤绣明快，蜀绣色彩鲜艳，富有立体感，各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