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uosituoyefusiji

[外文]：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

俄国作家。1821年11月11日生于莫斯科一医生家庭。祖父是普通神职人员。父亲米哈伊尔在担任医官期间取得贵族身份，并在图拉省置有两处不大的田庄；思想守旧，但由于职业关系，交往者大多是平民阶层中人。这种环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影响的。他幼年去田庄度夏，也接触到农奴制度的实际。他的父亲因虐待农奴，在1839年被农奴殴打致死，此事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

183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1843年毕业，在工程局绘图处工作一年。后离职专门从事文学工作。

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出版。接着在果戈理所倡导的自然派影响下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1845)深化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主题：它不限于同情“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还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并揭示了社会中贫富对立和不公平问题。小说博得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赞赏，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他从此和别林斯基的进步文学团体接近。在第二部小说《双重人格》（1846）里开始显露他自己的特色──着重于人物内在本性和精神状态的矛盾变化的精雕细镂，而把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置于次要的地位。小说运用了幻觉想象的手法，刻画病态的心理和性格的分裂，提出“双重人格”的主题。40年代俄国社会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使一部分青年沦为不能有所作为的“幻想家”。他在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和《白夜》(1848)里又开拓了这一新的主题。《女房东》通过“幻想家”奥尔登诺夫察破老人穆林和卡捷琳娜之间的暧昧关系的过程，把生活表现为一种充满朦胧神秘的情欲和本能倾向于罪恶和痛苦的现象。这部作品遭到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他自己后来也认为是“糟糕透顶的东西”。他的创作思想里的消极阴暗部分在这里有明显的暴露，并在60年代的创作中形成更触目的倾向。但《白夜》则与前者完全不同，它写内心纯真的人物和自我牺牲的爱情，具有动人的诗意和明朗的风格。“幻想家”的主题也出现在中篇小说《脆弱的心》(1848)和《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未完成，1849）中。

1847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及其文学友人们决裂，主要原因是文艺观上的分歧。他不能接受别林斯基关于文学的使命的主张，即文学应同专制农奴制度进行斗争并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他认为这是“强加给文学的……有辱于它身份的使命”。当时他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傅立叶的思想的影响，开始参与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很快成为积极成员之一。1849年4月同这个小组成员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一次会上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有名的反农奴制的信等为“罪名”，被剥夺贵族身份，并判处死刑。临刑时又宣谕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旨意改处苦役及期满后当兵。1850年他去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服苦役，1854年刑满到西伯利亚塞米巴拉金斯克充当列兵。1856年升为准尉，次年经友人斡旋，得以恢复贵族身份，并重获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在此之前不久，他同玛·德·伊萨耶娃结婚。1859年获准移居特维尔，年底回到彼得堡。

先后9年的苦役和军营的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丰富了生活知识，积累了文学素材，同时，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思考也更趋于深刻，富于哲理；另一方面，流放生活使他远离俄国的先进阶层，苦役犯政治上的不开展使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极面有所发展，当时日趋频繁的癫痫病的发作也加深了他精神上的抑郁。此外，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各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欧洲大陆普遍的失望情绪，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幻灭，更加强了他的思想危机，结果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渐趋反动。他摒弃社会主义信念，用宗教的精神来解释人民的理想，提倡摒绝私欲，逆来顺受，宣扬人人都有罪孽、罪犯就是“不幸的人”等等主张，并希望用道德上的感化来代替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幻想求得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和解。

服苦役回来后发表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仍然保持40年代作品的风格。《被欺凌与被侮辱的》除了描写“小人物”之外，还涉及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个人、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堕落的主题；但是小说却以娜塔莎、涅莉等形象宣扬基督教受苦受难的精神，要从苦难中体验幸福，要以苦难使一切净化。真实揭露和宗教幻想的混合从这时起日益成为他的作品的明显特征。

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斯拉夫主义者、批评家格里戈里耶夫和斯特拉霍夫。他同哥哥米哈伊尔先后创办月刊《当代》(1861～1863)和《时代》（1864～1865），并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派进行论战。1861年他发表的论文《──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虽则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却又认为艺术的“主要本质”是“灵感的自由”，批评杜勃罗留波夫要求艺术应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主张是美学上的“功利主义”。1862年在《两个理论家阵营》一文中更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公开表明同革命民主派的分歧。针对革命民主派的观点，他宣扬近似斯拉夫主义的“根基论”。这种思想初时表达得很含糊，后来才逐渐明朗化。它指责进步的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根基”，说他们应该从这“根基”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来的思想”则是信仰基督和沙皇；因此，解决俄国的社会对立，不能象西欧那样采用斗争和革命的方式，而应该通过贵族同人民的和解，通过在君主和正教教会庇护下各阶层的团结一致。

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死屋手记》(1861～1862)以作者亲身的经历为基础，展示了各类苦役犯的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屠格涅夫把这部作品比拟为但丁《神曲》中的《地狱》，赫尔岑则比之为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往德、意、法、英等国，回国后写成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对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文明作了深刻的批判。但上述这两本书，特别是后者，都体现着“根基论”的思想。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中描写“地下人”的形象，这是蜷伏在狭窄的自我圈子里的人物，是《穷人》中的杰弗什金这一类“小人物”的消极变种。作家认为“地下人”的心理上的双重性和畸形的、同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状态在不同程度上是一切人的本性。他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义”，认为人性的基本追求不是幸福，而是力图表现自己的个性。

1864年，他的夫人和哥哥米哈伊尔相继去世，不久后《时代》杂志也停刊。为摆脱困境，他不得不竭尽全力进行创作。1866年《罪与罚》问世，给作者带来了空前的声誉。小说以社会犯罪及由此而引起的道德后果为题，描绘了当时俄国可怕的社会贫困和社会生活的无出路状态，显示了金钱对于各类人物性格的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作者最富于社会历史涵义的一部社会心理小说。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行为的心理根据正是俄国的这个末世社会。这个形象的积极意义在于揭露资产阶级所谓“强有力的个性”的反道德的本质，指明那种蔑视群众、宣扬为所欲为的个人主义理论的反动性和反民主主义的实质。但作者同时也企图用主人公的“超人”哲学的破产来证明任何以暴力消除邪恶的办法都不可行。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这种带有宗教伦理色彩的主张，也正是作者所谓“正教观念，正教教义之所在”，表明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同革命民主主义者直接进行论争。

继《罪与罚》之后，为偿还哥哥米哈伊尔身后的债务，于1866年写成长篇小说《赌徒》。当时他认识了所聘用的速记员安·格·斯尼特金娜，次年和她结婚。1867至1871年间，他们夫妇在国外旅行，到过德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和捷克等地。这段时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白痴》(1868)和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1870），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群魔》(1871～1872)。《白痴》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上层社会作了广泛的描绘，涉及复杂的心理和道德问题。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是作者所认为的“正面的、美好的人”，是作者宗教理想的体现。他善良、宽容，处事全凭感情和直觉，信任并尊重别人，但他无力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也不能为他们造福。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的悲惨结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恶的有力控诉，同时也证明梅什金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的努力的徒劳，表明作者企图以信仰和爱来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灭。这部作品中表现的双重性格和象征色彩愈加明显，人物常常有一种不自觉、下意识的行为，处于近乎迷狂的精神状态。这种非理性和神秘性往往被后来的一些文学流派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色。《群魔》被高尔基称为“70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意攻击的无数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恶毒的一次”。作者利用1871年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谋杀案的材料，把破坏一切、毁灭“整个社会”说成俄国进步青年的革命原则，把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说成俄国革命运动固有的思想。当时沙皇政府在彼得堡对涅恰耶夫案件进行史无前例的公审，就是为了打击革命者。《群魔》在这种情况下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小说对俄国改革后的社会、上层官僚和贵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仍有真实的揭露。他开始写作这部小说时正远在国外，运用的多半是“幻想式”的现实主义，即基于悬测、直觉、预测的写作方法，对所谓的一般人性的窥测要远多于社会政治的分析。《群魔》的发表，使他同反动势力的联系更趋密切。1872年他同梅谢尔斯基公爵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等上层反动代表人物结识，并于1873至1874年初主持梅谢尔斯基公爵发行的《公民》杂志。1873年他在《公民》上陆续发表《作家日记》，后来在1876和1877年每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1880年继出一期，1881年1月编成最后一期。《日记》体裁不一，有小品、政论、回忆录、特写、小说、谈话式的随笔。它反映作者晚年的政治和哲学观点。在它出现之初，尼·米哈伊洛夫斯基曾称之为《群魔》的注释，其中也确实有攻击“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等论点；但是，象《追忆与别林斯基的交往》（1873）、《一八七三年俄国艺术家画展述评》(1873)、《悼念涅克拉索夫》(1877)，都体现了作者思想中较健康的方面。“幻想性的故事”《温顺的女性》(1876)和《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则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后者还表达了作者晚年关于“人类的黄金时代”的幻想。

1874年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主动恢复和他的接触，建议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作品，这对他的思想颇有触动，对他最后两部长篇小说也有明显影响。《少年》（1875）反映当时急剧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所产生的心理的和思想的现象，表明金钱万能和由此引起的发财欲腐蚀了70年代一代青年人的灵魂。但是作品却同时宣称，拯救俄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是宗教思想，是温顺和博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作者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原计划写两部，第二部未及完成。小说的构思始于50年代初，此后将近30年俄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使作者在心理、伦理、政治和哲学的不断探索中，把一个杀父的故事演化成了宏伟的社会哲理小说。它围绕着费多尔·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儿子们──德米特里、伊凡、阿历克赛以及名为奴仆实为私生子的斯麦尔佳科夫，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这个“偶合家庭”交错着强烈的爱和憎，以其尖锐的矛盾而陷于分崩离析。它几乎是资本主义和金钱力量进攻下当时社会的悲剧的缩影。小说广泛表现19世纪后期俄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和心理。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对话和论争也反映了当时思想的高涨，人们力图从理论上探索完整的世界观来阐明生活中种种迫切问题。但作者把中心人物伊凡·卡拉马佐夫描写成进步青年的思想观点的表达者，意在通过他的个人主义“反抗”的失败和他在恶梦中对自己否定哲学的否定，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不可取。作品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人性内涵的发掘要远胜于社会现象和生活真相的描绘。从40年代开始在他创作中出现过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和艺术主题，在这里都有高度凝练的表现。这部作品的雄浑精深对后来各国文学流派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的一篇作品是1880年1月他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大会上的发言。他承认俄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崇高动机，但却认为他们脱离祖国的“根基”，成为多余的人。他最后呼吁说：“高傲的人，驯顺吧！”这也就是呼吁离开革命斗争，同现存制度妥协。

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逝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当沙皇俄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一生命途多舛。他自喻是“偶合之家的主人公”，眼见社会的崩溃之势，但无由揣测行将来到的社会形态。城市各阶层人物在资本主义冲击下产生的众生相，在他的笔下有独特的表现。他更多地是用一个艺术家、心理学家、道德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而较少象一个社会学家那样来分析现象。他擅长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内心分析以及近乎乖张的行动所体现的时代气氛来造成别具一格的真实。他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他认为“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表现现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现实根本不存在”，人是“按照自然在他思想里的反映，通过他的感情”来理解自然的。这种偏重于心理和感情的特色在揭示社会畸形现象的时候，往往还联系着人物肉体和精神上的某种病态，有时带有非理性和宿命论的色彩。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各种评论，证明他的创作影响巨大。早在40年代末，别林斯基就发现他的才华，并指出他创作和思想中的矛盾。俄国反动势力曾突出他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把他描绘成为“先知”。托尔斯泰则指出，这个“整个儿充满矛盾斗争的人是不能奉为后世楷模的”。90年代俄国的颓废派和象征主义者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沃朗斯基，曾推奉他为自己思想的先驱。高尔基承认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并说“就表现力而言，他的才能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但谴责他的宿命论，他对人性中阴暗的、兽性的本质的夸大以及提倡“忍耐”、“顺从”等宗教观念。高尔基考虑到他的作品的消极影响，反对把《群魔》等作品搬上舞台。在《论卡拉马佐夫性格》和《再论卡拉马佐夫性格》（1913）中对他作了深刻的批判。据邦奇—勃鲁耶维奇回忆，列宁多次说他是一个真正天才的作家，认为《死屋手记》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而对他作品中的反动倾向的批判则始终毫不留情。列宁还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判处死刑，在他身上施行过野蛮的褫夺公权的仪式，事后却又宣谕尼古拉一世‘赦免’了他，流放他去服苦役。”这指明了他的创作中某些特点产生的根由。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进行过整理和研究。1956年苏联纪念他逝世75周年，汇刊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正在出版他的30卷全集和不少研究论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际上的声誉，特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和列·托尔斯泰并驾齐驱。但他的影响是复杂的。他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激情，他的揭露的倾向，他的深入描写人的心理的现实主义艺术，对许多进步作家起了良好作用；另一方面，他的消极思想，他创作中的非理性的、直觉主义的成分，他的醉心于病态心理的描写，使他被现代派作家奉为鼻祖。

在中国，鲁迅在1926年就曾为《穷人》作序，并发表过不少有关他的论述。以后曾出版从英文转译的几乎包括他全部重要作品的多卷本选集，近年来正陆续出版从俄文直接翻译的多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