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u Shaoqi

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曾用名刘卫黄，化名陶尚行、胡服等。早年曾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先后参加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国共两党合作全面破裂后，在河北、上海、东北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职工运动，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团、第5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和第3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1936年春到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包括争取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国民党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军队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华北作了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的工作部署，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等人民武装；号召城市的共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到农村中去开展游击战争。8月起，指导薄一波等通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创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0～11月间，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和《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等著作，论述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战略上的重大作用，指出：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建立强有力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他的指导下，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3月回到延安。4月，同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发出关于开展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要求晋察冀军区分出一部兵力向冀热边发展，支援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领导作出发展中原地区敌后抗战的部署。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讨论华中的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务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策略等问题，决定执行向西防御、 向东发展、 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1940年春，与江北指挥部领导人一起，指挥新四军第 4、第5支队主力，在皖东挫败日伪军的夏季“扫荡”，并取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胜利，开辟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同年11月，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刘少奇任政治委员。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重建军部，领导整编部队，恢复和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同年春夏，同陈毅等指挥领导新四军挫败了日伪军对苏中、苏北根据地的“扫荡”。同时运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在华中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发展抗日游击战争。5～6月间，领导总结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强调人民军队要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要有高度的军事素质和坚强的战斗力；要严肃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要有统一的编制、供给和制度；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团结战斗的作风。1942年春，在从苏北返回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托，检查指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帮助总结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明确斗争的方针任务，建立统一的领导核心，对该根据地实现工作的胜利转折起了推动作用。年底回到延安。

从1943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指导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1945年9月，针对蒋介石玩弄“和谈”骗局和坚持内战的阴谋，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强调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东北人民武装力量并争取东北。同时，加强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以争取和平民主及在国共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应付蒋介石随时可能发动的全国性内战。随后，同毛泽东、朱德等组织华中等地主力部队迅速北调，并从华北、华中解放区抽调部队十多万人和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同年11月，当蒋介石对东北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时，指示东北部队“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弃争取大城市的企图，以主要力量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准备将来转入反攻。解放战争期间，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曾兼任总政治部主任。1947年2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军队中建立党委会的指示》，强调要恢复与健全党委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3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 在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刘少奇和朱德、董必武等转移到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指示开展全面的强大的政治攻势，加强瓦解敌军工作，配合军事斗争。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接着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会议上讲话，指出：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强调要提高军队干部、战士的文化和技术水平。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提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提高战斗力，保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1964年召开的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1961年为部队题词，强调人民解放军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来教育部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省开封市病逝。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刘少奇的名誉作出专门决议，肯定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