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uiguan

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会馆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会馆几乎遍及通都大邑，府、州、县城甚至某些乡镇也有设置，仅北京的各种会馆即有四百余所。

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可分为三种：

（1）北京的大多数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

（2）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同乡会馆。

（3）四川的大多数会馆，是入清以后由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迁来的客民建立的同乡移民会馆。

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其创建主要有由仕商购地建房捐给同乡会馆；和由同乡领袖发起，同籍人士募捐兴建，其中包括由商人发起，仕商合资兴建的会馆。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只为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同乡提供居停、聚会的方便。虽然已出现由商人出资兴建会馆的现象，但绝大多数会馆仍然是在京仕宦、缙绅、士子等同乡的居停之所，即使商人使用会馆，也仅限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乡商人，而绝少同行业的商人。因此，早期会馆只是一种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商业都市的逐渐发展，特别是苏州、汉口、芜湖、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具有工商业性质的会馆大量出现，会馆制度开始从单纯的同乡组织向工商业组织发展。后期的工商业会馆还可能同中国古代的纲运制度有着渊源关系，如福州的汀州会馆，原来是长汀、上杭二县经营纸靛的商人所组织的“纸靛纲”，后由“纸靛纲”扩充为“四县纲”，再进而为汀州会馆。明代后期，工商性质的会馆虽占很大比重，但由于中国的工商帮会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延伸，且始终没有离开过农村这个基地。因此，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即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

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如许多会馆条规都有资金互助、救死扶伤、赈济贫困的条文；同乡同业者通过会馆的力量来抵抗地棍奸牙们的勒索，也取得一些成效；江西南部的一些闽广籍佃农，还利用会馆组织，霸田抗租。但由于会馆与乡土观念的牢固结合，其主要作用仍在于维护地方利益，这就造成各地工商行帮会馆之间壁垒森严、各自分割市场、垄断技术，从而阻碍了国内市场的集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流通提高，使工商业者相当多的资金浪费在乡族关系方面，难以积累起来大量资本。同时，会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也相当显著，会馆的董事往往推举有名望的缙绅承担， 以求得到他们的庇护，以此巩固各自工商业团体的地位和利益，加强对会馆内部的控制。这些都不利于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书目

1.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56。
2.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台北，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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