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eli yuqilun

[外文]：theories of rational expectation

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合理预期论是把“合理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相结合而成的。因为这一理论的突出的特点是在经济分析中假定：经济行为的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故名。

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如作为消费者的家庭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工商企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在作出它们当前的行动决策时，除了考虑到当前有关经济变量（如商品价格、工资率以及各种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收益率等）以外，还要对这些变量未来会有的情况作出预期。所谓合乎理性的预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人们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总是完全准确无误地符合将来实际发生的情况，或者说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主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将与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相一致。“合理预期假说”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者J.F.穆思（1930～　）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1961）一文中提出的，60年代主要被用于金融市场的分析。70年代后，由于新古典综合派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的“滞胀”困境不能从理论上作出解释并提出对付的办法，便促使美国芝加哥大学的R.E.卢卡斯（1937～ 　）、明尼苏达大学的T.J.萨金特（1943～　 ）和N.华莱士对“合理预期假说”作了重要的发展，并运用它对新古典综合派旨在稳定经济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所借以建立的理论原理提出挑战，从而逐步形成以他们三人为主要倡导者的合理预期学派。这一学派的其他重要人物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J.泰勒、明尼苏达大学的E.普雷斯科特和罗切斯特大学的R.巴罗（1944～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作有：卢卡斯的《预期和货币中性》（1972）、《自然率假说的经济计量检验》（1972）、《对经济周期的理解》（1977）、萨金特和华莱士的《“合理”预期，最适度的货币手段和最适度的货币供应规则》（1975）、《合理预期与经济政策理论》（1976）、萨金特的《美国的古典宏观经济计量模型》（1976）等。

合理预期论者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J.M.凯恩斯以前的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所假定的两个基本前提之上。一个假定前提是，每个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这个作为理论前提的“合理预期假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假定消费者花费其收入的行动准则是换得最大效用，而生产者则把利润极大化作为行动准则；二是所谓“完全预期”假设，即假设任何经济行为主体进行当前决策时所预料的未来会有的情况，总是完全准确无误地符合于未来实际发生的情况。这里可以看出，“合理预期假说”与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所采用的“适应性预期假说”是相对立的。因为后者假定，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情况的预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适应已有情况而调整的。但对任一给定时期来说，他们对任一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的预期值则完全取决于过去和当前已有数值的加权平均数。合理预期论者的第二个假定前提是，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即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会随供求状况而相应变化，那么，在每一种产品和每一种生产要素的市场上终究会各有一个价格使它们各自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其中也包括劳动力的供求总是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而实际上还存在的失业，仅限于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以及所谓自愿的失业。

合理预期论者在其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合理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的“自然率假说”结合起来，由此，断言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无论从长期和短期来看都是不存在的。据称，政府借助扩大货币供应量来增加就业，即以一定的物价上涨为代价以便把失业率压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政策措施，亦即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无论短期和长期都存在、货币主义者认为在短期内会存在（但长期内不存在）的菲利普斯曲线，只在如下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工人预料的通货膨胀率低于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实际工资有所下降的前提下才会取得以物价上涨为代价换取较高就业的效果。但合理预期论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会调整其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因而或迟或早，一旦工人预料的通货膨胀率赶上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工人要求提高的货币工资赶上物价上涨，原来借助实际工资下降才增加的就业便随之消失，即失业率回升到自然失业率水平。由此合理预期论者断言，政府的经济政策只在具有突如其来的性质，因而使人们预期失误的条件下才会取得指望的效果。相反，假如政府的政策是有规则的，人们一开始就会准确地预料到会有的结果，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抵消这种政策的作用。所以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即使是一项突如其来的政策，只要继续地有规则地加以采用，迟早会被人们预料到该政策会有的作用，从而使前此失误的预期变成“合理预期假说”的准确无误的预期。

基于上述理论，合理预期论者认为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活动越少越好。具体说来，它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包括以下两个互有联系的内容：

（1）政府应该放弃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金融政策，并设法消除货币供应量、政府开支水平这类它所控制的变量的不规则变动。因为，政府的相机抉择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假如是一种有规律的和持续不变的行为方式，那么，合乎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就可以预料到这些政策及其影响，并同时作出反应以抵消所预测到的政策结果。这样，上述政策就不会对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既然采取相机抉择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同不采取这种政策相比，不能使产量和就业这些“实际”变量发生变动，所以政府不如放弃施行这类带有规律性的政策，而让市场机制去充分发挥它的自发调节作用，这样反倒能够使整个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避免采取那些不规则的政策措施。按照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的看法，尽管这种突如其来的政策会通过使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失误来暂时地产生一定的效果，但因预期失误会增加产量和就业的波动，所以最终反而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

（2）政府决策者应该从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种灾难选择其一的繁重任务中解放出来，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目标放在防止或减少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上。合理预期论者虽然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能对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却承认这些政策能够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具有规律性的效果。因此，他们积极主张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卢卡斯认为，政府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应该制定并公开宣布一些永久不变的规则，如规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制定一个平均起来能使预算平衡的概率等。因为这样一来，经济行为主体就不会因为政府政策的频繁干预而产生持续的膨胀性预期，一般物价水平就会趋于稳定。由此可见，合理预期论者的这种政策主张是从货币主义倡导者M.弗里德曼那里照搬来的，只不过前者以其“合理预期假说”从理论上对它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合理预期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它与新古典综合派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内的论战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合理预期论者在这场论战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基本上是凯恩斯以前19世纪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翻版，新古典综合派便把它称作为“新古典派宏观经济学”。在美国，对合理预期论者的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批评不只是来自新古典综合派方面，一些货币主义者以及其他派别的经济学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合理预期论者内部在这方面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内重视对预期因素的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长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参考书目

1. S.Fisch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conom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80.
2. D. Begg，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in Macroeconomics: Theory and Evidence， Philip Allan Ltd.， Oxford，1982.
3. R.E.Lucas and T.Sargent，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conometric Practic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