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Fojiao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晋后期逐渐盛行，对中国思想文化各领域和社会风习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汉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八年(公元65)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佛教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时称“浮屠”、“浮图”。汉明帝的兄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东汉作为一种流行的道术，所宣传的大都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接近的“精灵起灭”、“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之类的思想。据《出三藏记集》载，至东汉末年，累积译经达五十余部、七十余卷。最早译出的佛经，是明帝时由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汉朝所译佛经多小乘经典，也有大乘经典。译经者多为天竺和西域僧人，最有名的是安息沙门安世高和月支沙门支娄迦谶(支谶)。中国僧人严佛调亦曾参与译事。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分为两支流传：一为安世高系，一为支谶系。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到洛阳，奉小乘佛教，重禅法，译经甚多，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前者为习禅的方法，讲呼吸守意，如黄老神仙家呼吸吐纳之术；后者为解释佛教名数，似汉人解经的章句之学。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人生以元气为根本，“元气”即“五行”，即“五阴”（后译为“五蕴”）。调息元气，专注一心，使意念不生，人心平和，叫做“安般守意”。善“守意”者可得阿罗汉道。支谶奉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与弟子支亮、再传弟子支谦合称“三支”。支谶于桓帝末（167年前）至洛阳，灵帝光和二年(179)译《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即《小品经》），支谦避乱迁东吴时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支谶一系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讨论的是人生的根本在使神反本真，心与道俱，而得成佛。东汉末年有《牟子理惑论》一篇（载《弘明集》），为现存的汉末中国佛教徒的唯一著作。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日益与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因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以来，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为佛教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北方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的统治者，都重视名僧，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图澄(232～348)为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其弟子道安(312/314～385)被前秦统治者苻坚迎至长安主持佛事，领众达数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论，组织译经，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为尔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道安的弟子慧远(334～416)长期居住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他着重调和佛法与名教、佛教僧团与封建王权的矛盾，鼓吹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还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深远。5世纪初，后秦主姚兴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著名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主持译经，系统地译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养了整整一代佛教学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对中国佛教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
南北朝时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发愿舍道归佛，自称是“三宝（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以此充实寺院经济。他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历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热衷于凿窟雕像。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逐渐深入，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毗昙、俱舍摄论、地论、十诵律、楞伽等学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阐发涅槃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所谓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他还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竺道生的学说，得到宋文帝刘义隆和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
魏晋时，佛教经济力量微弱。到了南北朝，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祇户、佛图户。佛教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约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
随着佛教思想的流传和经济力量的壮大，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动灭佛事件，曾沉重地打击了北方佛教。在南方则有沙门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辩、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的有神论观念受到批判。但是，这些冲突是暂时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后来，佛教学者转向改造、创新、使佛教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佛教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1）依附性。首先是思想上的依附性。如佛教般若学各派依傍玄学而流行；慧远曲意迎合儒家名教，调和儒佛矛盾，宣扬儒佛合明论，突出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依赖和妥协。其次是依仗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如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再次是倚重外国僧人。虽然当时中国佛教学者已经成长，但是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教义的传播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还多是外国僧人。这和隋唐佛教独立自主的发展不相同。
（2）兼容性。南北朝佛教学派林立，平行阐扬。各派虽有师法，但并不传法定祖，自封正统。在一个学派内部，学者也可兼习其他不同经典。这和隋唐佛教的宗派性迥异其趣。
（3）差异性。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地域阻隔，文化环境不同，南北佛教形成不同的学风。南方偏尚玄谈义理，涅槃佛性的探讨、顿悟渐悟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斗争，盛行一时。北方则偏重崇奉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重视行业，注意修行，如开凿云冈、龙门等石窟，就是突出的表现。这种南文北质的学风也和隋唐佛教的禅义均弘、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和发展，已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为隋唐时代创立有民族色彩的中国化的佛教准备了条件。鸠摩罗什译出的大乘空宗典籍，为三论宗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慧远弘传弥陀净土信仰，对于净土宗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法华经》和《华严经》的译出，分别成为天台宗和华严宗的主要经典。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慧能禅宗的创立开了先导。
隋唐
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佛教各宗派得到进一步融合的机会。隋唐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佛教这一宗教思想武器，曾积极促成佛教思想的统一。佛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势力，保护寺院经济，也摹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从南北朝长期发展下来的佛教流派，有的形成宗派，有的被其他宗派归并吸收。
学派起于南北朝，它只是宣传某一经典学说。如擅长讲《成实论》的是“成实学派”，擅长讲《俱舍论》的是“俱舍学派”。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佛教宗派是从学派发展来的，它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每宗各有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一所大的佛教寺院，既是该宗教的宗教宣传中心，同时因藏有大量图书资料，包括宗教及世俗典籍，它又是文化中心。寄居僧寺，依靠读寺院藏书成名的贫寒书生也不少。寺院还经营高利贷，也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中心（见隋唐寺院经济）。
隋唐各宗正式建立和发展的时间有先后。天台宗最早，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为智钑(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基地得名，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内容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接着是武则天大力扶持的华严宗。杜顺(597～640)号称华严初祖，实际创立者是法藏(643～712)，以所阐扬的经典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为宗派名称，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还有律宗，守持佛教戒律，强调教徒受戒要有一定的仪式，但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发。由于这一派熟悉受戒的仪式，后来垄断了受戒的特权，有人认为也是一个宗派。净土宗的奠基人可以上推到南朝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是它的创始人。密宗创立于唐中期，代表人物有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流行于唐中央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及今西藏、云南一带。还有一度流行的“三阶教”，后遭政府取缔。
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徭繁苛，人民相继流亡，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削夺了官府控制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官府下令拆除全国大寺院共四千六百余所，中、小寺院四万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和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的有二十六万余人，史称“会昌废佛”。由于朝廷政令已不行于割据已久的今河北一带，这些地方的佛教势力尚未遭到沉重的打击。
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寺院无法管理他们的土地，寺院经济也由此一蹶不振。那些宣传繁琐经院哲学的佛教宗派都失去了他们的物质条件，只有禅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隋唐时期，佛教为了弥补内部各宗派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加强理论上的防御力量，共同对付唯物主义，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体系。
判教，就是佛教各宗派根据自己的观点、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经典著作和理论加以系统地批判和整理，重新估价、安排它们在佛教中应占的地位。判教工作是隋唐佛教各宗派防止外教攻击，统一内部分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把一切佛教经典著作按照本派学说毫无遗漏地给以分类。如天台宗判教，《天台四教义》是按照天台宗的观点和神学体系分类的。华严宗，如宗密《原人论》，把佛教分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禅宗按渐悟和顿悟划分佛教。各宗派通过自己的分类，来说明佛教的各种理论教义是佛根据不同听众的才能、智慧、理解水平和不同时间采取的深浅不同的讲经方式，其目的在于说明：佛经的基本教义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佛教的一切经典著作看来好像互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而且互相补充。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继续探讨了南北朝时提出的佛性问题，并对此有所发展。佛教各宗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训练(主要是宗教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各佛教宗派哲学的宗教世界观体系。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给以宗教的解释。后来宋、明的唯心主义理学家，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宗教神学传统。另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从与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影响（见理学）。
隋唐时期影响较大、历史悠久的佛教宗派，都是密切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适应当时经济及政治需要，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的。隋唐佛教徒的经典章疏等著作，与其看作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解，不如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创作。严格遵循印度教义的只有法相唯识宗。各宗派的观点有些在印度佛教学说中找不到根据。即使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有根据的，那也只是采取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需要的部分。借题发挥，是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的特色。
除法相唯识宗外，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是适应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各宗派都大力论证成佛的可能性，而且都作了肯定的答案。这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失势后，唐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士族地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寒门地主在政治上不能占重要地位。像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不具信心，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口号，还不能取得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唐朝廷打击门阀士族残余势力，扶植一般寒门地主，与此相应，佛教的佛性顿悟说、人人皆得成佛说，逐渐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可见，隋唐佛教思想不仅是当时经济基础的反映，它还反转来对当时的基础起着加强、巩固的作用。
由于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亚洲佛教传播中心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随着当时国际文化、经济的交流，佛教理论也从中国传播到东方一些邻国。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佛教学者，不少是外国僧人，他们多是来中国传授佛教的。隋唐时期国际著名学者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增大，外国僧人到中国来，多是来向中国人学习佛教的，并把在中国学到的佛教宗派哲学介绍到他们的国家去。在西域及印度，有些散佚的佛经找不到原本，也有从中国的汉译佛经中转译回去的。汉译佛经与藏译佛经也经常互相交流。邻国朝鲜、日本各国也开始有了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宗派。到过长安的国际僧人，终唐之世，代不乏人。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有关音乐、艺术、建筑、雕塑等，也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这虽是佛教思想传播中的副产品，但对于国际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其影响也相当广泛。
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迅速，信徒众多。儒、释、道并称“三教”。国家重大节日或庆典，招三教讲论于殿廷。开始时三教讲论多标榜自己的主张而贬低另外两教的主张，后来则多从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立场，以论证三教的相互为用，不可偏废。佛教与道教两个以出家为号召的宗教，在唐代有一段时间互争高低，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武则天天授二年(691)，由于僧人献《大云经》，为武后当女皇帝制造舆论，朝廷又规定僧尼排班次序在道士之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复敕僧道齐行并进，班次排列不分先后，终唐之世，遂成定制。
为了使佛经得到长期保存，隋代僧人静琬于幽州云居寺（在今北京房山）仿照儒家石经的先例，雕刻石经，把重要的佛教经典刻在石窟及碑版上。唐、宋、元、明继续刻制，使这里成为佛教文物宝库，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石刻本。除房山数量最多外，尚有山东泰山、徂徕山、山西太原凤峪、河北响堂山等处。隋唐时期在敦煌、洛阳龙门等地建造石窟寺，造像壁画艺术精美，为世界文物珍品。敦煌石窟中还保存有手写重要佛经及其他书籍（见敦煌文书）。敦煌唐人写经与房山石经是极珍贵的文物，引起全世界学者的重视。
隋唐时期佛教僧众日渐增多，朝廷制定了管理僧众的法规。隋开皇十五年(595)政府颁布《众经法式》作为管理僧尼的依据。唐朝后期，百丈怀海撰有《百丈清规》，是禅宗僧众首领自己制定的管理规章，后经历代不断修订，成为佛教徒（不限于禅宗）公认的僧规。
佛教经典及注释在隋唐有了大量的增加，佛教的经典全集称为《大藏经》（在隋以前称《一切经》）。北宋开始雕印《大藏经》，历宋、辽、金、元、明、清各朝。官方或私家不断雕印，《大藏经》卷数也逐渐增广。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2年开始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于198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收佛书四千余种，合计两万三千余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汉文佛教全集。佛教的目录学、分类学也趋于完善。经考古发现，隋唐时代已有印刷的佛像，为后来宋代印刷《大藏经》准备了条件。
宋元明清宋元明清各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说，逐渐由盛变衰；从形式上看，中国佛教从隋唐时期与道、儒三教鼎立，逐渐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佛教的宗教理论和思想渗透到儒家的伦理纲常内部，佛教的某些思想也被宋明理学所吸收。
北宋时期，除了徽宗、钦宗两帝外，其余七帝对佛教均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统治者派遣大批僧人西行求法， 据佛教史料记载，从太宗即位到太平兴国七年(982)，普度僧人十七余万人。同时创建规模宏伟的译经院，使中断一百七十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重新恢复。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从北宋开始出现雕刻佛经，为以后佛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大量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禅宗的思想来丰富自身的内容，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佛教宗派以禅宗为最盛，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等也较活跃。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四十六万人，寺院近四万所。南宋偏安，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趋于衰微。
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并实行帝师制度，特别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禅宗、律宗继续流行发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座，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人。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当过和尚，对佛教颇有感情。明代诸帝中，多半“与佛有缘”，且“好佛”。因此，明代佛教在日益衰微的总趋势中有所发展。佛教诸宗中，相对活跃的是禅宗和净土宗。明万历以后，佛教界出现了祩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智旭(1599～1655)四大家，他们都是禅教皆通，对内融汇禅、教、律学说，使佛教各宗趋向融合；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儒化佛教，佛化儒道，进而达到“三教同源”。作为宋明理学中明代理学家代表之一的王守仁，受禅宗思想影响很大，提倡“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万历年间在佛经雕刻方面出现了《方册藏》(又称《径山藏》、《嘉兴藏》)，初刻于五台山。《方册藏》的出现，“省梵本全文之半，建者、运者、贮者、阅者均称简便，于是请藏之风极炽”。
清代前期几代皇帝重视佛教。康熙年间，对汉地佛教的禁令有所松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雍正重视藏传佛教，但提倡儒佛道异用而同体，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清末民初，佛教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影响，一些佛教宗派和组织又有所抬头，如清末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五四运动后，太虚等人曾通过兴办学校，印刷出版刊物，发起“佛教复兴运动”。但西方现代思潮已涌进中国，佛教服务的对象及其社会作用，也与过去有所不同，成为欧亚现代思潮汇合时期的佛教。中国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严复等人，都受过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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