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ijieyu wenxue

“世界语”是日本早期的译名，原名“希望者”，希望通过这种人造的国际语使人类能相互理解，走进大同世界。国际语的方案，在历史上不下 100余种。有的也取得很大的成功，如德国人施莱尔于1880年发表的名为“乌拉比克”的方案就曾流行得相当广。但最后被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1859～1917)于1887年以《第一书》的名字发表的“希望者”方案所代替。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它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国际公用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联盟曾于1924年正式向所有的会员国提出把世界语当成“在国际交往中实用的国际辅助语，与民族语言同时并存”。1925年国际电信联盟也承认它是一种正式语言。现在全世界无数的人在使用它，用它出版书刊和广播。中国除了出版世界语书刊以外，每天还有对外世界语广播。

世界语今天已成为一种活的语言，被广大人群所应用和推广。这还因为它具有柴门霍夫所谓的“内在思想”，即上述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他用一颗绿星作为世界语的标志，即是基于这个理想。这个理想成为人们学习世界语的推动力，也是许多人用世界语从事文学创作的“灵感”的源泉。柴门霍夫在他的《第一书》中，除了公布世界语的方案外，还发表了他用世界语写的两首诗：《我的思想》和《啊，我的心》。这是世界语最初的文学创作。

柴门霍夫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诗人。他不仅写诗，还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他在许多世界语国际会议上所作的演说也差不多都是别具一格的散文。他还用世界语翻译了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一部分、狄更斯的《生命的斗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名剧《乔治·当丹》、歌德的《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席勒的《强盗》、波兰女作家艾·奥热什科娃的长篇小说《马尔达》、海涅的《巴哈拉赫的法学教师》和安徒生的童话全集。这些译作现在都成了世界语文学中的古典名著，也为世界语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早期的世界语文学以诗作为最多。其中最著称的诗人有波兰的格拉博夫斯基(1857～1921)、柴门霍夫的兄弟费·柴门霍夫 (1868～1933)和莱·柴门霍夫(1875～1934)，俄国的德夫雅特宁(1862～1938)和科夫曼(1865～ 1940)等。费·柴门霍夫的诗集《人的痛苦》(1905)和莱·柴门霍夫的《我的七弦竖琴》(1909)都是语言雅洁、韵律清新的著名作品。格拉博夫斯基除翻译(1918)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长篇史诗《塔杜施先生》外，自己也写了一些诗，收集在《人民的散文集》（1912）中。这个集子现在成了世界语文学中的一部古典著作。德夫雅特宁和科夫曼于1896年同时出版的诗集《不愿意的杀害者》和叙事诗《伊夫塔的女儿》也都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品。此外，俄国诗人德斯金(1891～1967)于1912年出版的《诗集》，捷克诗人舒尔霍夫(1864～1919)于1911和1912年先后出版的诗集《由希望到失望》、《生命带来了什么》和《秋天的花》，都是用抒情而略带忧伤的调子抒发他们对当时不合理的生活和社会的不安所引起的感触，而在读者的心中引起了共鸣。

这些诗人主要是来自斯拉夫国家，但并不是说世界语文学的发展只限于这个地区。在其他的国家著名的诗人有德国的汉克尔（1844～1929），她著有诗集《沙粒集》。英国有毕克内尔（1842～1918）、斯蒂勒（1865～1928）和布朗（1883～1919）。美国有女诗人多尔纳(1853～1918)，意大利有女诗人荣克(1850～1929)，西班牙有英格拉达-奥尔斯，他们都发表了不少能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诗篇。这些诗篇差不多都是以绿星为标志的和以“内在思想”为基础的充满了激情的作品，风格清新，格律和音韵明朗，为广大世界语者所传诵。这些作品也直接推动了世界语的发展。

在小说方面，上述的一些诗人也写出了不少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较多，代表性的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柴门霍夫编的《基本文选》(1930)一书中。1902年出版的《世界语散文集》也是从欧洲许多国家出版的世界语刊物中选辑的小说、童话、随笔和杂文等作品。这部散文集代表着许多国家不同流派、风格和艺术水平相当高的作家，特别是象波兰瓦斯涅夫斯基(1859～1897)所写的小说《在砖厂里》和法国布瓦拉克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失而复得》(1905)这样的作品。瑞士普里瓦特写的一些自传性的散文和法国的瓦林纳(1854～1908)的长篇小说《普列龙戈城堡》（1907）和《是他吗？》(1908)，无论从内容或技巧方面，都能与当时民族国家的文学媲美。这些作品开始有较广的读者群，也有出版社愿意出世界语的作品。这就为世界语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也为新作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更多有才华的作家相继出现。其中波兰的卡贝(1872～1959)写了大量文体优美的散文，俄国的伊·格·西尔雅耶夫 (1887～1933) 用“不幸的人伊凡”的笔名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集──《七个故事》(1906)、《吉卜赛女人》、《走过着了迷的地方》(1913)和《强烈的印象》（1914）等，不仅表现出了他们的写作才能，也反映出他们观察和描绘现实的能力和深度。世界语文学也逐渐从绿色的理想主义面向现实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世界语活动曾一度中止，这却促使沉浸在和平主义气氛中的世界语诗人和作家深思。战争结束后，一个新的局面便出现了。这个新的局面从匈牙利开始。一个专业性的国际文学刊物《文学世界》在布达佩斯出版，诗人和文体家卡洛采 (1891～?)与诗人、小说家尤利奥·巴基(1891～1967)的作品开始在这个刊物上与读者见面。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为了表达复杂的情感和场景的描写，他们从欧洲文学中引进了一些新的表现方法，发展出一种新鲜、活泼和细致的文体，丰富了世界语文学语言的表现能力，把它提高到与具有悠久传统的民族文学的同等水平。《文学世界》随后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语文学出版社。

这种特色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有卡洛采的诗集《世界与心》(1921)、《拉紧的琴弦》（1931）、《诗的肖像》(1931)和《孤独》（1939）以及尤利奥·巴基的诗集《生活的周围》（1925）和《流浪汉之歌》(1933)等，都具有浓厚的抒情素质。卡洛采作出了自我分析，对生活和人的境遇提出了一系列在他认为是无法解答的问题，因而他的诗也染上了一层薄薄的抑郁色彩。尤利奥·巴基则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追求绿星所代表的那种无冲突的和平世界理想被战争所破灭，因而他的诗歌调子起伏不平，在高昂中出现了低沉。他们的作品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语新的诗人辈出。两部重要的诗集《十二个诗人》(1938)和《九个诗人》(1938)推荐出一批诗坛新秀。《十二个诗人》包括爱沙尼亚女诗人德列津(1896～　　)和亚当松(1891～1967)、英国的普赖斯－海伍德（1910～1967）、奥地利的霍沃尔卡(1911～1966)和邵胡伯(1896～　　)、立陶宛的库尔岑斯(1910～1958)、法国的毛罗(1905～1971)、西班牙的努涅斯-杜武斯（1899～　　）、美国的斯蒂尔曼(1907～　　) 、英国的纽厄尔(1902～1968)、匈牙利的西拉基（1895～1967）和塔尔孔尼（1902～　　）等人的作品。《九个诗人》收集了苏联的苏特科沃伊和法尔孔布里格、立陶宛的叶夫谢耶娃和朱里蒂斯、中国的徐声越、德国的万泽洛(1877～1959)和斯特龙普菲尔、波兰的谢罗谢夫斯基和法国女诗人包丹-瓦特雷等人的作品。 这些作品也都具有风格清新、低回吟唱的共同特点。它们有的歌颂爱情，有的憧憬未来生活，有的哀叹人的命运，但在字里行间都不免隐隐流露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和1929年世界经济恐慌所造成的普遍萧条以及这些在他们的心灵上所起的消极影响。

《文学世界》出版以后，接着陆续出版了以主要发表世界语文学创作的刊物《尼斯文学评论》、《国际文化》、《世界文化》、《南方的星》、《匈牙利生活》和《北方的三棱镜》等。同时出现了另一种诗人，他们以不同的创作方法来描述生活和抒发他们的情怀。如匈牙利的巴朗雅伊(1902～1961)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并且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公平。他的诗主要收集在《预言家》(1934)、《在流放中》(1938)和《流亡和收容所》(1962)等诗集中。还有苏联的米哈尔斯基(1897～1937)，他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自由的激流》。他的诗集《序幕》(1929)、《火的治疗》、《爱情和叹息之歌》(1934)和 5，000行的长诗《人的再锻炼》(1935)等，都是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此外还有苏联的霍赫洛夫（1891～1953）和涅克拉索夫(1900～　　)以及保加利亚的格里戈罗夫(1903～　　)和德国矿工出身的布尔格(1881～1970)等，都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写作的诗人。

诗人尤利奥·巴基也创作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俘，流放到西伯利亚。生活的实践使他的绿星理想主义热情有所冷却，他对社会也取一种批判和讽刺的态度。他的长篇小说《在血的土地上》(1933)、《牺牲者》(1925)和《万岁》(1930)最能代表他的思想。这些作品都已有中文译本。他的1931年出版的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秋天里的春天》也由巴金译成中文。他还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和剧本。匈牙利另一诗人西拉基所写的小说，都取材于日常生活。他的小说集《穿过童话的海洋》(1931)、《伟大的冒险》（1945）和《南北之间》(1950)，语言简洁明快，具有独特风格。波兰的福尔格(1903～　　)的长篇小说《一跃数千年》(1924)和《托特先生买了一千颗眼睛》(1931)属于科学幻想小说的范畴，但着重于心理的分析和刻画，反映现实生活在人们内心所引起的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西方世界语作家对在现实生活激流中翻滚的人们也表示同情，但找不出出路。在法国有施瓦茨，他的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安妮和蒙马特》(1930)；在瑞典有恩格霍尔姆(1899～1960)，他以他的长篇小说《大地上的人们》(1931)、《在激流中的孩子》(1934)和《生活在呼唤》（1945）而著称。罗马尼亚的莫拉里乌，爱沙尼亚的亚当松，丹麦的尤斯特森(1875～1950)，德国的荣格，西班牙的圣米连-阿隆索，波兰的科恩费尔德，捷克的布莱尼克，塞尔维亚的齐万诺维奇(1900～1938)，英国的博特曼(1892～　　)，美国的佩森(1842～1932)等，都以他们的世界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丰富了世界语文学的内容。

在这一时期，另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同时并存。德国的巴特尔梅斯（1901～　　）在1938年出版的小说《抚养院》中，揭露了资产阶级教育给青年人带来的毒害，歌颂了年轻革命者为了改变现实而进行的革命斗争。苏联的瓦兰金(1902～　　)于1933年出版的小说《地下铁》中，描绘了当时柏林工人的组织和活动。奥地利的韦因亨斯特于19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塔街四号》，为无产阶级生活的困苦和灾难而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旅居日本然后来中国的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也写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充满了诗情的散文和故事，如《为了跌下的塔》(1923)、《枯叶杂记》(1923)和《爱罗先珂小说集》（1970）等。中国的马耳（即叶君健，1914～　　）于1937年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这部作品以高度同情的态度为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发出了呼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和平主义为基点的世界语运动基本停止，世界语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活动也就处于“冬眠”状态。但新的创作力量正在成长。战后的经济恢复略有起色以后，世界语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活动便立即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新的出版社相继出现，出版工作又重新活跃起来。位于大西洋加那利群岛上的新兴出版社“拉拉古纳”，于1952年出版了一部世界语诗集《四人集》，这标志着世界语运动新时期的开始。这部诗集收入英国诗人奥尔德 (1924～　)、丁伍迪(1904～　 ) 、弗兰西斯(1924～　 )和罗塞蒂(1909～　 )的作品。英国是卷入战争而唯一没有沦为战场的国家，国内的世界语活动没有中断。

奥尔德是一个具有社会良心的无神论者，他的代表作《幼年的族类》(1958)探讨了宇宙的历史和人的命运，谴责了战争和不义，向往一种真正的“新的人道主义”，但他对这种新的人道主义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丁伍迪是抒情诗人，他的诗集《梦中的城堡》(1952)表现出他对这个时代所感到的精神痛苦，只有向宗教寻求解脱。弗兰西斯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诗人，但他对生活的结论却充满了悲观，他的叙事长诗《宇宙》（1952）描绘了世界的出生、成长和人间的生活以及世界回复到混沌的故事。罗塞蒂是一个生活的冷静旁观者，他分析了人类的境遇，抱一种讽刺的态度，但却提不出解决人类的境遇的积极答案。他们代表一代人的思想和探索。此外，还有英国女诗人博尔顿 (1924～　　)、冰岛的拉格纳尔松(1930～　　) 、南非的埃·柯克(1930～　　)、丹麦的托尔森(1915～　　)、巴西的卡维斯(1929～　　)和马托斯(1931～　　)、比利时的皮龙 (1931～　　)、 法国的迪克-戈尼纳兹和洛比以及西班牙的奥亚萨瓦尔-奥鲁埃塔(1913～　　)等，他们都写出了大量富有生命力的诗篇。其中柯克的几部诗集，如《我舌上的火》(1967)、《诗和小品》(1970)和《五种要素》(1970)，都是具有气派的世界语作品。他企图正确地阐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但他的结论却是：还是上帝终久掌握了人的命运。

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出现了世界语文艺团体“巡逻”，它出了一个机关刊物《文学市集》。这个刊物发表了大量世界语诗歌和散文。作者包括知名的乔·西尔费、尼·罗西和皮索尼。他们以表现技巧和文字优美见称。从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世界语运动在苏联受到一些波折，运动基本上陷于停顿。后来东欧也受到影响。但到60年代，创作活动又复苏了。苏联的古谢夫和乌克兰的亚·洛格文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诗篇和散文，特别是后者于1964年发表的诗集《在生活的道路上》，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保加利亚的穆尔金和格奥尔吉耶夫、捷克的卢卡什和蓬普尔等诗人也都写出了各具特色、反映生活和斗争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基调显然与其他国家的一些诗人的作品不同。中国的苏阿芒也属于这个行列，他在欧洲许多世界语刊物上发表的诗作反映出了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人们所经受的生活波折。

由于国际世界语运动逐渐得到全面的恢复，范围不断扩大。新的小说作家登上文坛。挪威的约·纳·罗斯巴赫(1921～　　)于1951、1957、1968和1970年连续发表了 4部短篇小说集《闲话》、《人和河》、《奇异的仙丹》和《唱片》，它们在艺术手法上颇有创新和独特之处。波兰女作家尤·皮奥罗的短篇小说集《来自土地和以太》(1964)和马拉斯描写一群黑奴造反的故事《黑皮肤的斯巴达克》（1955），都是世界语文学中的名篇。匈牙利沙特玛里（1899～　　）以讽刺当代社会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在加佐利尼奥的旅行》（1959）、丹麦埃厄鲁普的具有科学幻想意味的长篇小说《多尔纳博士》(1945)、瑞典伦德克维斯特的推理小说《死神的市集》(1962)、意大利女作家加布里埃利以世界语者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梳子》(1962)和南斯拉夫特鲁迪奇的长篇小说《乡下客栈》(1955)等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宽，故事性强，具有一定的消遣性，为一般读者所喜爱。

现在，还没有专门上演世界语剧本的剧院。世界语剧本创作以独幕剧为主，它们主要演出的场所是在每年开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场上。但有些作品已经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如德国施密特(1867～1943)以古典史诗形式写的悲剧《古斯塔夫·瓦萨》(1910)、尤利奥·巴基写的富有抒情意味的《苹果树下之梦》(1956)、奥尔德的《鸟儿似乎在建筑》(1960)和博尔顿收集在《国境线上的妇女》(1959)集子中的一些独幕剧，都各具特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世界语文学的读者是国际性的，作者也是国际性的，它也许就是“世界文学”的萌芽。但它并不排斥民族文学，而是与民族文学起相辅相成的作用。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如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的剧本、但丁的《神曲》、歌德的诗、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鲁迅的小说，都有世界语译本，丰富了世界语文学的宝藏。许多民族文学，也通过世界语这个桥梁被转译为其他的民族文字，以丰富其他民族的文学。过去在我国许多翻译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如保加利亚伐佐夫的小说和匈牙利裴多菲的诗，就是通过世界语转译过来的。

中国的世界语者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人民。其中《鲁迅小说集》和《中国作品选集》，收集了鲁迅的全部小说和中国近代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此外，还选译了民间文学作品《不怕鬼的故事》和许多给孩子看的“小人书”。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和胡愈之就和苏联的盲诗人爱罗先珂通过世界语在一起从事中苏文化交流工作。抗战时期，叶君健翻译了一部抗战短篇小说集《新任务》，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的战时文学和中国人民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情况。通过世界语活动，日本国际主义者长谷川照子(即绿川英子)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她的世界语散文集《在战斗的中国》(1945)、《暴风中的细雨》(1941)和《心直的人》(1938～1945)都是在中国写成和出版的，这些散文也都成为世界语文学中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