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Asitana muqun

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约40公里的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附近，南邻高昌故城。

阿斯塔那墓群在20世纪初遭英国的A.斯坦因、俄国人П.К.科兹洛夫、 德国人A.von勒科克、日本人桔瑞超等盗劫。1930年中国学者曾到此地调查，收集了墓志和其他文物。1959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阿斯塔那村北、哈拉和卓村东进行了13次发掘，清理西晋至唐大历年间的墓葬近400座，出土珍贵文物数以千计，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对墓葬的分期、出土丝织品、文书和其他贵重文物的研究，对恢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揭示晋唐时期新疆同内地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阿斯塔那墓群的墓葬皆为土洞墓，有的墓绘有壁画。墓主大多是居于此地的汉人，少数为汉化的兄弟民族。随葬品主要有陶（泥）、木质的俑和器皿、绢画、墓志及装饰品。同河西以至中原墓葬有不少相同之处。按照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可将其分作3期：第一期，晋至十六国时期(3～6世纪初)。墓葬形制有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竖井墓道土洞墓两种。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作四角攒尖式或覆斗式。普遍以木棺为葬具，也有使用梯架式葬具或仅以破毡、柴草裹尸者，有的则直接陈尸于席上。以木俑及火候高、质地硬的灰陶器皿为主要随墓品，陶器多素面。墓志甚少见。壁画以描写地主庄园生活为内容，绘画风格与河西魏晋墓壁画相近。第二期为麹氏高昌时期(6世纪初～7世纪中）。竖井墓道土洞墓消失，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的墓道加长，墓室四壁向外作弧形凸出，顶部渐趋平圆。以木棺为葬具者数量锐减。随葬木俑减少但制作稍精，随葬器皿趋于明器化，灰陶器逐渐被专门用以随葬的彩绘陶器所代替。这种陶器体小质劣，器表涂黑，每以红白绿三色绘出点、线组成的仰覆莲纹。墓内出现大幅伏羲女娲画像。砖质墓志流行，也有用土坯、片石、木板为之者。从此期开始于地面建造家族坟院。坟院内的墓葬大体依死者辈分及长幼排列，体现了封建的宗法关系。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8世纪中)。墓葬形制与第二期基本相同，但墓道更长，墓室规模更大，四壁向外弧出更甚。一些大墓墓室前增置甬道，且有在甬道两侧凿壁龛者。还出现了带天井的前后室墓及刀形墓，仍有用木板或梯架式葬具者，陈尸于席上是最常见的葬法。随葬品中，陶俑数量显著增多，其类别与中原地区唐墓略同。陶器以素面为主，一般烧成温度较低。彩绘陶器纹饰简化。陶俑和多数晚期陶器不加烘烧。墓内出现伏羲女娲的绢画。还出现一些形制较大、文字较长的石质墓志。长安年间(701～704)以后的墓中，发现一批表现贵族优裕生活的绢画和壁画，画面多用条幅式屏风，时间较早的以人物为主题，时间较晚的则偏重于描绘花鸟，其风格、技法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唐墓壁画相同。

有各种织品、文书、少数民族文字木牌和雕塑及手工艺品。出土的大量晋至唐的丝、棉、麻、毛织物中，尤以丝织品最丰富，锦、绮、绫、绢、缣、纱、罗、轻容、刺绣、染缬，无所不有。（见彩图）东晋、北朝时期，工艺最复杂的织锦，主要品种仍是汉以来的平纹经锦，其花纹布局，虽沿袭汉锦花纹成行排列的传统，然其纹样已采用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等。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斜纹组织纬线起花新工艺织成的纬锦，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兽头纹锦，也是波斯风格纹样的纬锦标本。唐代的丝织品，无论出土数量、花色品种、工艺技术都在东晋、北朝之上。出土实物表明，早在唐代前期，传统经锦及新出现的纬锦即已得到长足发展，平纹经锦的精品，如联珠对马纹锦，达到了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程度；波斯风格纹样的斜纹纬锦产量倍增。联珠禽兽纹纬锦的出土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这意味着它既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又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唐代中期，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象彩条斜纹经锦那样的人字纹织物和晕提花锦，都是前所未见的新品种。在一座垂拱年间(685～688)的墓葬中，发现了两件特殊的丝织品，一为双面锦，一为缂丝，都是同类织物的最早实物标本。

染缬是一种靠染色显花的织物，在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西凉墓出土的绞缬绢，红色地上显一行行白色菱形花纹，北朝墓出土的蜡缬绢，蓝色地上装点白色圆点，都是丝织品染缬的最早实物。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唐代染缬，一般认为仍是绞缬、蜡缬两种。永谆二年(684)墓出土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然后施染，现出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是唐代绞缬中的精品。唐中期墓所出双丝黄地对鸟花束蜡缬纱、单色绿地狩猎纹蜡缬纱、绛地花云纹蜡缬绢等，图案工致，浸染均匀，均是唐代蜡缬中的精品。唐墓中还发现了两色蜡缬绢。其中一件土黄地上显黄、白两种花；另一件为茶褐色地上显绿、白两色花。对这些染缬标本的制作工艺，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一些蜡缬标本进行分析鉴定，认为它们不是蜡缬，而是分别采用碱剂印花法、防染印花法和直接印花法印制而成。唐代制造染缬，确已使用镂空花版，镂空花版很可能是用纸版。（见彩图）

阿斯塔那墓群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从用以制作纸棺、死者的鞋帽、腰带、枕及部分佣构件的故纸中，清理出数千件晋至唐代汉文文书。文书大多残损，其种类有契约(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籍帐(户籍、手实、计帐、受田帐、欠田帐、退田帐、差科簿、定户等)，官府文书（符帖牒状、审理案件的辩辞和录案、授官授勋的告身、行旅的过所和公验、收发文簿、收支帐历等），私人信札，随葬衣物疏和经籍写本等。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既可为史籍作证，又可补史籍之缺文。

在哈拉和卓墓葬中，出土有18枚代人木牌，其上书写有少数民族文字。据研究，属5世纪前半者，系用粟特文字拼写的汉语“代人”;属5世纪后半者则是用粟特文字拼写的古代突厥语。

在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了一些雕塑及其他手工艺品，如建筑模型、彩绘泥俑、纸臂绢衣木俑、绢花等。

参考书目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辑：《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2。
3.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