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an Daxin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又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十五补诸生，有神童之目。初从长洲沈德潜游，颇擅属辞，为吴中七子之冠。既忽叹息曰：“经之未通，乃从而绣其鞶帨乎！”故闳览群籍，综贯六艺，勉为洽孰之儒。适紫阳院长王侍御峻询本邑人材于王鸣韶光禄，爰以先生对。鸣韶，盖先生之舅兄也。侍彻因告之巡抚雅公，檄召至院，试《周礼》《文献通考》两论，下笔千余言，悉中典要，公及侍御并惊为奇才。高宗南巡，献赋，赐举人，以内阁中书补用。乾隆甲戌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先生在京，偕同年褚寅亮、吴朗辈讲明九章算术暨西洋测量弧三角诸法，尚书何国宗久领钦天监事，精于推步，先往候之，与论宣城梅氏并及明季利、徐诸家之学，洞若观火，何辄逊谢，以为不及，出谓人曰：“今之贾逵也！”又以御制《数理精蕴》兼综中西法之妙，悉心探核，曲鬯旁通，由是用以观史，则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尽能得其测算之法，故于各史朔闰剥蚀凌犯进退强弱之殊，指掌立辨，咸为抉择而考定之。时休宁戴东原震同居朝列。戴故婺源江氏弟子，江深西法，恒曲护西人之短；戴颇墨守师说。先生贻书质之，谓：江氏论岁实论定气，大率祖欧罗巴之说而引伸之，其意颇不满于宣城，而吾益以见宣城学之高。盖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乃取算术二十四条，演为答问，皆考核详审，各具神解；复参泰西日躔最高卑之说，以知《尚书》纬四游升降，畅刘歆《三统历》之意旨，因弹定班志论文舛义。其精思探赜如此。

资料一

清代史学家、汉学家。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弘历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又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后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居丧归里，引疾不仕。嘉庆初，仁宗亲政，廷臣致书劝出，皆婉言报谢。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称潜研老人。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理，但不专治一经，亦不墨守汉儒家法。同时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作。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对宋、辽、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为专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著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除史学外，于所涉诸学，多有创获。《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为其研治天文历算学的代表作，深为同时学者推重。“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韵学上的卓见。精心所荟，则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赞钱氏为“一代儒宗”。大昕并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据学者，他往往以考史论学的形式，隐寓对清廷弊政的不满。所著《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所反映。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大昕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对转变一时学术趋向影响甚大。一生著述甚富，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

资料二

钱大昕（1728-1804） 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竹汀，晚号潜研老人。史学家、汉学家，诗人。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弘历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 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又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后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居丧归里，引疾不仕。以治经法治史，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又善书。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

资料三

中国清代史学家、考据学家。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乾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山东、浙江等地乡试主考官，广东学政。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主讲于江南诸学院。对西北地理、元史、年代谱牒、金石铭文等均有研究；于音韵、训诂更有许多创见。主要著作有《二十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元史氏族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对古纽的考证。在钱大昕以前，研究古音的人，只注意古韵。最先注意到古纽问题的就是钱大昕。关于古纽问题，他提出 4点：

（1）古无轻唇音。认为中古轻唇音声纽在先秦一律读作重唇。

（2）古无舌上音。认为中古知、彻、澄声纽，在先秦属于端、透、定声纽。

（3）古人多舌音。认为中古照、穿、神等声纽（所举例字都是三等字），在先秦也属于端、透、定声纽。

（4）古影、喻、晓、匣双声。认为中古喉音4个声纽在先秦基本属于同一类声纽。这4点都很有道理，特别是前两点，得到了后来学者的普遍承认。钱大昕没有关于音韵学的专著，对音韵学的一些论述收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和《潜研堂文集》卷十五。

资料四

钱大昕1728年出生于太仓州嘉定县。早在明朝，祖上因为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

1740年参加童子试，拿下第6名；1742年参加乡试，中秀才；1751年在南京乾隆亲自面试，获得第2名举人；1754年参加北京的考试，获得进士。

1742年钱大昕拜曹桂芳（祖父的学生）为老师；同年因为家境困窘，入赘王鸣盛家（王鸣盛，嘉定县名人，斥责春秋笔法，神童出身，官至内阁学士）；同年给顾家子侄授课，阅读相关正史，比如资治通鉴、二十一史；1749年在江苏紫阳书院求学；1750年跟着沈德潜求学。

钱大昕历任内阁中书、翰林院侍讲、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赞善充武英殿纂修官及功臣馆纂修官、山东乡试主考官、会试同考官、翰林院侍读、湖南乡试主考官、入直上书房、广东学政等职。

钱大昕参与编写热河志、续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主编廿二史考异，纠正正史一些漏洞。比如晋书把南字遗漏，徐州和南徐州不是一个地方，衮州和南衮州不是一个地方，青州和南青州不是一个地方，一字之差，差之甚远。（这是魏晋南北朝的侨州侨郡现象）比如汉书年代、封号、郡望之错误16处。比如唐宋元同一个人，两个传记。比如宋元搞混历史人物关系。

钱大昕在多地执教，比如南京的钟山书院、无锡的娄东书院、南京的紫阳书院，培养大量学生。

钱大昕还参与撰《王世贞年谱》一卷及《通鉴注辨正》二卷；自编《钱辛楣先生年谱》一卷；补《金石后录》二卷；校补《风俗通义》，并重订《金石录》；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各一卷，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

钱大昕的墓地就是嘉定外冈的徐秦村东约500米处。墓志铭由其子钱东壁请钱大昕生前挚友、刑部右侍郎王昶撰写基志铭，另请清代书法家、江南扬州知府伊秉绶书丹，又请清代书法家、乾州直隶州州判钱坫篆盖，随葬于墓中。

资料五：作品

钱大昕去世后，他的子侄、女婿、弟子们都曾对其著作进行过整理。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钱大昕次子钱东塾将他已刻及未刻著作合编为《潜研堂全书》凡十七种，计有：《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正》二卷，《洪文惠公年谱》一卷，《洪文敏公年谱》一卷，《陆放翁年谱》一卷，《王伯厚年谱》一卷，《食州山人年谱》一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元史氏族表》三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余录》三卷，《三统术衍》三卷、《钤》一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潜研堂诗集》十卷、《续集》十卷。道光二十年（1840年），钱东塾之子钱师光将此本重印。

光绪十年（1884年），长沙龙氏家塾刻《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在《潜研堂全书》基础上增加了《声类》四卷、《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卷、《恒言录》六卷、《疑年录》四卷、《风俗通义逸文》一卷。胡元常将《潜研堂金石文践尾》二十五卷整理为二十卷。

 

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嘉定钱大昕全集》十册，在光绪龙氏家塾本基础上新增书目如下：钱大昕自撰《竹汀居士年谱》，钱庆曾撰《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唐石经考异》，《经典文字考异》三卷，《地名考异》一卷，《修唐书史臣表》，《新唐书纠谬校补》、《新唐书纠谬补遗》，《天一阁碑目》，《元进士考》不分卷，《凤墅残帖释文》两卷，《困学纪闻校》，《颜氏家训注补正》，《竹汀先生日记钞》三卷，《竹汀日记》一卷，《潜研堂文集补编》。另外，还单列有《传记资料》、《辑录》两目，辑录了钱大昕的传记资料和散逸的部分家书、文稿。

除自身著作外，钱大昕还参与了一些书籍的编纂与修订，其年谱记载的有：《五礼通考》《热河志》《地球图说》《续文献通考》《续通志》《音韵述微》《大清一统志》《南巡盛典》《天球图》《鄞县志》《嘉庆长兴县志》等。

资料六：藏书

钱大昕家富藏书，举家经史子集，考证文字得失。藏书处有“十驾斋”、“潜研堂”、“孱守斋”，宋刻元版手抄之本，达数十种。藏书钤有“万经”、“平生一片心”、“纶阁舍人”、“臣大昕”、“瀛州学士”、“东宫亚相”、“游于盛世”、“宫詹学士之章”、“年开七秩”、“南海衡文”、“钱大昕印”、“竹汀居士曾观”、“文学侍从”等印章。藏书印有：“竹汀”（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钱印大昕”（白文方印）、“大昕私印”（白文方印）。钱大昕的自铭砚：钱大昕有洮河老坑自铭砚一台，上铭：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落款乾隆三十七年盛夏。并有阴刻“及之”印鉴。

资料七：金石

钱大昕在金石学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他的金石学著作主要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天一阁碑目》二卷等。据统计，在《跋尾》中，有钱大昕跋语的金石碑刻，共计824通。其中三代7通，秦汉3通、两汉42通，曹魏5通，孙吴3通，两晋5通，十六国38通，隋18通，唐261通，宋243通，辽7通，金22通，元123通。从中可以看出，隋至唐这一部分的跋语所占最大，约有82%之多，足可见钱大昕对这一时期金石碑刻的充分重视。《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中共收录金石碑刻2213通，可见钱大昕收藏金石碑刻之富。钱大昕潜心研究元史，元代的碑刻为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在《潜研堂文集》中也有关于金石学方面的记叙、题跋等，钱大昕的学术札记《十驾斋养新录》涉及诸多领域，其中也有涉及金石碑刻的论述。

钱大昕通过数十年的积累，其金石收藏达到两千余通之多，这一数量，在清代270年间的金石收藏领域也是非常突出的。钱大昕主张，“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在其金石跋尾中，钱大昕他本人就是贯彻这一金石佐史的观念的。一方面，以金石文字证订史实，考证历史典籍，辨别真伪；另一方面，通过其淹博的史学、地理、官制、音韵、文字等多方面的知识来考释碑文，补全缺泐内容，证正碑文偶误之处。

在历代碑刻中，除了石经之外，许多碑文都出自民间，包括墓志、寺庙题铭、山川名胜刻石等。因此，其中文字与官方使用的正体字是有出入的，最明显的就是俗体字多，书写不规范的情况很普遍。钱大昕通过考辩，对文字的形体进行了辨正。在辨正俗体字的同时，钱大昕还能依据字书，考定文字流变的轨迹。如《潜研堂金石文字践尾》卷一《校官碑》：有“亲阪宝智”、“师作朋”句，钱大昕引《说文》云：“坚也，古文以为贤字。”《公羊传》：“郑伯坚卒。”最后认为“盖、贤本一字，古今异文。其碑‘透豆’作匮’，为籀文之变。”卷二《严山纪功碑》碑文有“柰月己酉朔”句，钱大昕据此考证数字“柒”的来源。钱大昕对俗体字的研究是其系统研究之发端，后来清代赵之谦有《六朝别字记》，近代罗振玉有《碑别字》，都受钱大昕的影响。

钱大昕继承了欧阳修以来以金石文字与传世典籍互证的优良传统。既能用金石考校典籍，又能用传世文献和其它材料鉴定石刻的真伪。他用金石材料补充了正史的疏漏，用开成石经校勘传世十二经。同时，他也能通过考证，发现碑刻拓本的真伪。他通过唐李华的《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和严郢的《不空和尚碑》来鉴定《三藏无畏不空法师塔记》有四处值得怀疑，故而认定其为后人妄托无疑。他又从书法的角度分析《淮源桐柏庙碑文》，认为该碑“分隶颇有法度”，但“少汉人淳古之气”，因而只能是元代吴炳摹刻而非汉代原刻又如他从碑文句意不通，“隋——随”书写之异，认为《左屯卫大将军姚辩墓志》是“后人据搨本钩摹入石。”

钱大昕还能从实践中总结金石括例。不同朝代、不同类型的碑刻文献，无论是书写风格、行文内容，还是碑体的制作款式，都有所区别。早在宋代，《隶续》就以文字描述和摹图的方式对石刻的款式，文例、图例进行了总结。之后，元代潘昂霄的《金石例》将历代碑志文分为二十类。在此基础上，钱大昕非常注意向宋儒学习，在自己的践文中，往往以随文条记的方式，总结了一些碑刻的体例特征，如《泽州开元寺神钟记》条云：“此铭携于钟上，字画亦秀整，不失唐人规矩。宋以后钟款，多隐起作阳文，非古制也。”《尊胜陀罗尼经》践文云：“唐石幢多不列书人姓名，此幢亦然。”钱大昕研读金石注重括例，对后代金石括例之学也有一定的影响。道光十二年（1832年），李瑶在卢见曾《金石三例》基础上纂成《金石四例》。光绪十一年（1885年），朱记荣编成《金石全例》，收入著作十种，专论金石之例。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营缮司窑工在琉璃窑厂取土发现一座古墓，墓主骨骸犹存，墓有石碑埋地下，书墓主墓志。钱大昕闻讯立即赶去，拟拓下碑文。不料此时距发现时已十天，墓主骨骸已移葬，碑亦掩埋。钱大昕极为怅憾：“世竟无拓本，惜哉！”所幸工部郞中孟君㵆已将碑文抄录，钱大昕得以借回审读。此碑辽保宁十年（978年）所作，所记墓主为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钱大昕特为撰写《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并以碑考史，证明碑文所述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祖尊号，皆与史合。又据之补《辽史》所缺。特别是碑文记墓主“…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八十，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都燕下乡海王村”。钱大昕据此指出“辽南京城因藩镇之旧，唐时闵忠寺在城内东南隅，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可见其对历史文化遗存之珍爱和对金石考证的热爱。

资料八：书法

钱大昕书法以隶书见长，作品多以楹联为主，而联语多为自撰，其书其文，无不充满文人气息：书法古朴苍厚，辞句典雅不俗。在钱大昕的故乡嘉定博物馆藏联“名酒过于求赵壁，异书浑似藉荆州。”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有“天下朋友皆胶漆，万古云霄一羽毛”。早在青年时期，钱大昕就已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作诗受到沈德潜的好评，故他所撰联语文辞清新脱俗，温婉雅致，透出文人气息。他的对联多以隶书出之，古朴厚重，俊逸沉着。

钱大昕的隶书作品风貌，与其审美之崇尚“古雅”是一致的。古朴典雅、遵循汉隶笔法，用笔源自金石，以中锋为主、笔画沉着稳健，不事雕琢。结体以乙瑛碑为基准，墨色浓黑凝重。其作为一为学者，在隶书上，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特征。钱大昕的行书，包括他的行书立轴、行书尺牍、题跋家书等。行书立轴以行楷为主，端庄大方，沉着厚重。钱大昕的手札，工稳秀气，充满文人的书卷气，楷书细致精巧、行书间带有草书，流畅自如。其行草书手札，则面貌不一，或端庄雅致，或精省干练，则又折射出了一代大家的平易潇散、不拘一格的一面。

钱大昕篆书讲究笔画匀称：“古文中丰而首尾锐，小篆则丰锐亭匀。叔重采录古文，而小篆笔法书之。”其指出大篆的线条特征是中段丰腴，首尾锐利。小篆则线条均匀，粗细变化不大。其次，他认为，学习篆书要从识篆字开始，从《说文解字》入手，许慎的文字学功力是时人难以企及的。其书法的一个特点是擅长在字形上下功夫，用一些不常用、不常见的字形。钱大昕的篆书婉转流畅，端庄秀丽，以二李风格为主。主要代表有三通碑刻：《重修苏州府学碑记》《嘉定县折漕报功祠复祀碑记》《许云鹏及夫人墓志盖》。

资料九：音韵学

钱大昕所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理论，已经为学者所公认，影响最为深远。其“古无轻唇音”理论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轻唇音“非敷奉微”这组音，在上古时与重唇音“帮滂并明”的读音是相同的，他认为在六朝以后，“非敷奉微”这组音才从“帮滂并明”中分化出来。钱大昕主要依据先秦两汉古籍中的异文、音注等材料，总结、归纳中古的某些声母在上古是否存在，进而判断上古声母的种类，得出“古无轻唇音”。对于这结论的可靠性，钱大昕还通过《广韵》反切用字、方言俗语等不同角度进行补充论证。从《广韵》的反切上字来看，钱大昕发现《广韵》中轻唇音较少，并且都能读作重唇音，这也能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唇音本来应只有一组，无轻重唇音之别。

除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等观点，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他还谈到了“古人多舌音”、“古音影喻晓匣不甚区别”、“三十六字母渊源”等问题。钱大昕对于音韵的研究不仅以精深著称，而且所涉及的领域也极为广泛。特别是对于古代的韵书、唐宋韵的差异、平水韵的作者、《诗经》中的用韵以及双声叠韵等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见解。

钱大昕在声调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十驾斋养新录》中主要集中在对四声起源和具体字词平仄的分析上。对于反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切的起源、反切注音的古今变化和古注反切的利用三个方面。钱大昕在坚持中国本土创制反切的观点时，已经注意到反切产生与汉语词中的双声叠韵现象有关。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双声叠韵”条中指出：古人喜欢以双声叠韵的方式来给自己以及自然界的名物取名。不仅如此，来源于民间歌谣的《诗经》也是以双声叠韵为文。据此，双声叠韵成为钱大昕转音说的基础，他认为双声叠韵是丰富语言词汇的基础语音手段。钱大昕自然而然地把双声的理念也带了古韵文的押韵之中，开始把双声叠韵相结合用于经籍训诂，并用之解释出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