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a Yi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资料一
中国西汉思想家、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18岁以能诵诗书，善文章，为郡人所称道。廷尉吴公荐谊于汉文帝。20岁时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因其才学出众被汉文帝越级提拔为太中大夫。贾谊在朝廷敢于议论朝政，揭露时弊，并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受到文帝的重视。文帝曾商请大臣以谊任公卿之位，但受到周勃、灌婴等大臣的排挤。不久，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坠马死后，谊悲伤不止，一年后死去。他的著作有《新书》、《过秦论》、《陈政事疏》等。今人辑为《贾谊集》。
贾谊的政治思想以儒学为主，兼采法、道、墨诸家学说。他指出秦王朝的灭亡是因其不行仁义之道，不懂攻守不同术之理。贾谊认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策略是不同的。夺取政权要依靠暴力，而巩固政权则要施行仁义。秦王朝的君臣们不懂得取与守不同术的道理，取得政权后，依然崇尚暴力，鄙视仁义，招致亡国的悲剧。他向汉文帝反复宣讲仁义之道，认为“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新书·修政语上》）。贾谊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认为民是国家、君主和官吏的根本，离开了民则国将不国，君将不君，官将不官，谁敢与民为仇，必将为民所埋葬。他认为君主选拔官吏应征求百姓的意见，得到百姓的认可。贾谊尊崇君权，强调礼的作用，认为“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但他又认为礼不仅是尊君，也是为了爱民，“礼者所以恤下也”。他认为按照礼的规定，“国有饥人，人主不飧；国有冻人，人主不裘”（《新书·礼》）。贾谊还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他向汉廷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把具有割据能力的大国分割成许多小国，以削弱其势力。
贾谊的《过秦论》是一本较突出的政治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资料二
中国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河南洛阳人。文帝时为博士、太中大夫，后任长沙王吴差和梁怀王刘揖的太傅。他屡上书陈述政见，其论著大部收录存于《汉书》的《贾谊传》、《食货志》和贾谊《新书》中。
贾谊继承《管子》的思想，认为“天下富足，资财有余”，“则天下顺治”（《新书·数宁》），“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书·食货志上》）。他很重视财粟的积蓄，认为“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论积贮疏》）他反对奢侈，重视农业生产，主张“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新书·瑰玮》），并主张命“末技、游食之民”都去务农，以增加粮食的生产和储备。贾谊主张由国家统一冶铜铸钱，禁止私铸钱币。他指出私铸钱币，国家又无“法钱”作标准，造成币制不统一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后果。他认为由国家统一铸钱，可以调整钱币流通，平抑物价；由国家掌握铜材，可以用来造兵器，铸铜钱，赏赐功臣，收售货物，调剂市场，取得盈利，充实国库。他认识到金属货币的铸造成本如果低于其名义价值，必然引起人们私铸钱币，无法禁止。他最早提出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法钱”这一概念，并把货币问题同生产、交换、富国、强兵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他的货币思想，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资料三
西汉文帝时的政论家和思想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十八岁时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后为河南守吴公召置门下。文帝即位之初，听说吴公治政为天下第一，又曾师事李斯，故征以为廷尉。由于吴公的推荐，贾谊得任为博士。当时他年仅二十余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每次参议诏令，诸博士尚未能言，贾谊即尽为之对答，并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超迁为太中大夫。贾谊以为汉王朝建立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和更定法令。文帝对贾谊的才能和建议颇为赏识，拟任贾谊为公卿，但因周勃、灌婴等重臣的反对，不得已而作罢。于是，出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时，曾写了《鸟赋》，以表露内心的怨愤和悲伤。后来文帝思念贾谊，又特地召见他，问鬼神之事于宣室，君臣谈至夜半。贾谊随即被拜为梁怀王太傅，先后多次上疏陈治安之道，这些奏疏被后世史家称为《治安策》。文帝十一年（前 169）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岁余也悲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的著作有《贾子》五十八篇、赋七篇。今传《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贾谊的思想博采异说，而折诸儒家。其主要政论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集中反映在《治安策》和《过秦论》中。贾谊在《过秦论》中，比较中肯地探讨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他认为秦兼并六国，用的是“诈力”；统一以后，仍然迷信法家重赏刑罚的统治方术，不了解“取与攻守不同术”，即不能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政策，以致“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在《治安策》中，贾谊对汉初的社会弊病作了深刻揭露，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如强本节侈、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礼抑法等。他认为，要巩固封建统治，必须“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发展农业生产。又主张确立封建等级制度，使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同时认为礼与法不可偏废，强调倡导礼乐，实行道德教化。对于当时诸侯王与中央分庭抗礼，贾谊则呼吁及早抑制，提出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其势力。这些观点部分为文帝所采纳，对当世和整个汉代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
贾谊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政论文章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鲁迅曾称《治安策》和《过秦论》“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资料四
中国西汉初政论家、 思想家。 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汉文帝初，贾谊年仅20岁时以“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被推荐为博士，参与朝议。在政治上，他锐意改革，深受文帝重视。不久，超迁为“太中大夫”。但他的许多建议，触犯朝廷守旧势力，旋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堕马死后，贾谊抑郁而死。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的著作有《贾谊》58篇，《赋》7篇，原有集，现已散佚。明代有《贾长沙集》。今传有《新书》 10卷，即《贾谊》 58篇。其中《道德说》、《鸟赋》等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
在《道德说》中，贾谊提出“道德造物”的命题，认为天下万物都是由“道”与“德”造成的，说“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德”与“道”的关系是，德以道为本。从“道” 到“德” 是“离无而之有”。归根结柢，“道”是天下万物的根源。但道的性质是精神还是物质，在他那里不够明确。在《鸟赋》中，他继承和发挥了先秦荀子等人的朴素唯物论思想，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天地阴阳二气生成的。他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同时，又明确肯定万物的运动变化。他说：“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并认为，在万物变化中，到处都充满着矛盾及其相互转化。这种转化，“不可预虑”，“不可预谋”，完全是一种无意识无目的的自然过程。对于社会历史，贾谊提出“变化因时”的观点，认为应当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令。这是他在政治上变法易故的理论根据。
贾谊早年的思想富于黄老色彩。后来，随着汉初社会生产的初步恢复和社会上新矛盾的出现，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已不能适应。这时贾谊积极主张变革，批判无为思想，阐述了自然和社会中的运动变化观。
资料五
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省）人。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收为弟子。文帝即位后，因吴公的推荐，任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其时，贾谊不过20多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和议论，赢得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被擢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结果文帝让贾谊离开长安，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后人称贾谊为贾长沙、贾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文帝七年(公元前175)，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此时文帝虽仍赞赏贾谊的博学。而对于他多次上疏陈述的政治主张并不采纳。后来梁怀王骑马时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死去。
贾谊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也杂有法家、黄老的成分。刘向指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
贾谊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文58篇，赋7篇，其文即现存的《新书》，亦名《贾子》，曾经西汉末年刘向校定，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所错乱和散失，但基本可信。首篇《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文中的名篇。另一篇著名政论文《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载于《汉书·贾谊传》。据班固称，是他从《新书》58篇中选择“切于世事者”(《汉书·贾谊传赞》)，经过合并删削而成，题目是后人安上的。贾谊的辞赋大多已亡佚。除《吊屈原赋》、《鵩鸟赋》外，刘向所编《楚辞》中收入《惜誓》一篇，作者题贾谊，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则表示对作者“疑不能明”。
贾谊的散文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善于运用不同历史事实的对比来分析利害，在铺张渲染的描写中，造成文章的充沛气势，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如《过秦论》，开始为了说明秦国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强大，极力描写六国诸侯合纵抗秦的盛况，而在后面写秦朝的败亡时，又极力写陈涉的平凡以见亡秦的轻易，从而引出秦朝短期覆亡的教训，极其有力。作者抱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受到压抑，因而笔端常带感情，议论说理毫无顾忌，行文畅达而不浮浅，语言犀利激切，富于文采。如《陈政事疏》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编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忧时济世的感情溢于言表，富于鼓动性。贾谊的散文对唐宋古文的写作有一定影响。鲁迅说：贾谊、晁错的奏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
贾谊的辞赋，也饱含着作者济世的热情，抒发愤懑不平，具有感人的力量。当时汉代的新体赋──汉赋还没有形成，贾谊主要是采用骚体来写作，但在标题上已出现“赋”的字样。他的《鵩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情绪，同时也流露出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语言上虽多用四言句，句法比较整齐，但已趋向散文化，显示出从骚体赋过渡到汉赋的端倪。《吊屈原赋》是他赴长沙途中经湘水时所作，在抒发对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中，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被刘勰称为“辞清而理哀”(《文心雕龙·哀吊》)。由于贾谊在此赋中引屈原为同调，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又对屈、贾都寄予同情，为两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即往往以贾谊与屈原并列，称为“屈贾”。
有《贾长沙集》，收入明代张溥编纂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近人刘师培有《新书斠补》2卷，《佚文辑补》1卷。
资料六
>贾谊，西汉初期政治家、思想家。洛阳人。18岁即“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22岁由廷尉吴公推荐，被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在位)征为博士，旋迁太中大夫，颇受重用，并议“任公卿之位”。大臣周勃、灌婴等“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对他进行诋毁和排挤，遂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被召回京师，任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后，他“自伤为傅无状”，忧伤而亡，年仅33岁。他的著作，经后人整理为《新书》10卷。
贾谊为官，正当“文景之治”，当时一般官僚，“皆曰天下已安已治”，但贾谊“独以为未也”。在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背后，他看到西汉王朝所潜伏的严重社会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封建统治者犹如处在“抱火厝之积薪之下”。为此，他向汉文帝“陈治安之策”，提出一套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从而形成了“礼先刑后”、“德主刑辅”的政治法律思想。
贾谊在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得出一条重要结论，即“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论上》）。他认为，君主取天下和守天下，其做法是不应相同的。取天下要“高诈力”，守天下则应“贵顺权”。秦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前，为夺取全国政权，“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用武力征讨六国，这种政策在当时是合适的。但取得政权后，不知“变化因时”，“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仍然以取天下之策治守天下之世，不尚“仁义”，“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罚，先诈力而后仁义”，“繁刑严律，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新书·过秦论中》）。因此，结出“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的恶果。前事之覆，后事之诫，汉王朝必须以此为鉴。
贾谊认为，“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对待诸侯王的分裂割据，必须使用“斤斧”，武力削除，用“芒刃”就会“不缺则折”。除此之外，治理国家则主要用“芒刃”，行礼治。在他看来，“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驱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祈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新书·礼》)。礼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作用，远胜“权制法制”，治国必须“礼先法后”。
对礼法的功效作用，贾谊提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但是，和礼义德教相比，它又不得不居次要地位。礼的功效没有行法那样容易使人看得见，作用却远比法大。而且从长治久安考虑，“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汤、武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德被四夷，“累子孙数十世”；秦王怀法令遇百姓，“祸几及身，子孙诛绝”。一得一失，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的思想出发，在适用刑罚上，贾谊主张“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理由是：“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黥劓是污辱性刑罚。为“小人”而设；大夫是君主近臣，“其离主上不远也”，刑戮不加大夫，乃是“尊君故也”。大臣犯罪，要受惩罚，但只能由君主废之、退之、灭之、赐之死，而不能“束缚之、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遭受狱吏的詈骂榜笞。贾谊虽然认为老百姓“至贱”、“至愚”，但又认为他们是“万世之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们的举动，关系国家的安危存亡。因此，对他们“不可简”、“不可欺”，更不能与之为仇，“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他再三劝戒汉文帝，对老百姓诛赏都必须谨慎。“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有疑罪，“附之去已”；有疑功，“附之与已”。疑罪不诛，“故不肖得改”；疑功行赏，“故愚民可劝”；“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仁信并行，赏罚分明，则民风自化，封建统治就会巩固。
贾谊的“礼先法后”、“德主刑辅”的思想，由于汉文帝时黄老思想占主导地位，没有完全付诸实践。但到汉武帝时，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他的思想被重视，并由董仲舒加以发展，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组成部分。
资料七：《贾谊论》
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贾谊论》，专门政治家贾谊。全文紧扣贾谊失意而终展开，对贾谊的人格特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剖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虚实结合、正反对比，用逐层推进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认为贾谊悲剧的原因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并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末段总结文章目的：劝说人君遇到贾谊这样的人才，要大胆使用，不要错过时机；劝解贾生式的人，要自爱其身，要善于自用其才。论证有理有据、层次分明。全文如下：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参考文章
- 贾谊名言名句大全名言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