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ong-Xi Wenhua Lunzhan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特点、性质及相互关系问题的思想学术论争。始于1915年，迄于1927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西方文明的输入，引起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学术界的强烈震荡。如何看待西方文化，进而又当如何看待自身文化，成为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五四”前后延续十余年的这场思想大论战，就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反映。

这一论战，依时间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15～1919年为第一阶段。五四运动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当时关于东西文化的争论，基本上是延续前人的问题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比较东西文化优劣方面，罗列各种现象，从而引申出东西文明的异同。这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当时争论主要在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主力的《新青年》与杜亚泉（伧父）任主编的《东方杂志》间展开，蔡元培、毛子水等也加入了论争。旧派学人的代表辜鸿铭写了《春秋大义》一文，鼓吹尊王、尊孔，宣扬中国国有文化，认为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反对西方文化的输入。《东方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支持辜鸿铭的观点。陈独秀先后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批判《东方杂志》维护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等封建制度与封建伦理、反对西方文化的立场，基本阐明了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与优劣。李大钊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肯定西洋文明比东方文明优越，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彻底否定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

1919～1921年为第二阶段。东西文化能否调和是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由比较东西文化的差异发展为如何处理东西文化间的关系，进而东西文化之争又转化为新的文化问题之争，从讨论两者关系引申为辩论新旧文化的能否融合。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张东荪、陈嘉异、章士钊、蒋梦麟、常乃惪等。其间，林琴南曾运动国会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表明他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反对以政治干涉学术，以武力压制新思想，提出要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问题应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思想以愈辩而愈新，真理以愈辩而愈明。

1921～1927年为第三阶段。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继发表，使东西文化之争进入一个新高潮。虽然从表面看这一时期争论重点重又回到东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老问题上，但论战的深度已大大前进了一步，涉及面也大大超过了从前，并且开始关注东西文化如何结合的实践问题。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张东荪、胡适、瞿秋白、郭沫若、孤桐等人。

这场大论争尽管无法解决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争论本身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科学与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