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uman

[外文]：Robert Schumann (1810～1856)

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

1810年6月8日，舒曼生于茨维考城。父亲是个颇有文化修养的书商，母亲是一位外科医生的女儿。舒曼 7岁时向教堂管风琴师J.G.孔奇学习钢琴，12岁开始尝试创作。他在中学时代便深受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特别喜爱G.G.拜伦、J.保尔、E.T.A.霍夫曼等人的作品。1828年舒曼遵母命进莱比锡大学攻法律。他对此毫无兴趣，不久便放弃。1830年从钢琴家F.维克学习钢琴，同时向H.L.E.多恩学习作曲理论。当时他立志要做一个钢琴家，但由于手指受伤，不得不放弃钢琴转向作曲。1830～1840年间，舒曼创作了大量钢琴作品，他的音乐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从1834年舒曼创办《新音乐杂志》至1844年间，他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对德国的音乐批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舒曼同维克的女儿、钢琴家克拉拉（见C.舒曼）的恋爱遭到维克的强烈反对，这使舒曼精神上遭受很大痛苦，直到1840年才结婚。这一年他写了大量艺术歌曲。1843年F.门德尔松建立莱比锡音乐学院，舒曼应邀在该校任教。次年随克拉拉去俄国旅行演出，回国后迁居德累斯顿。40年代舒曼的创作重点从钢琴音乐和艺术歌曲转到交响音乐、协奏曲、室内乐、戏剧音乐等大型体裁方面。1848～1849年德国爆发革命，舒曼受到革命浪潮的激励，精神振奋，这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1850年舒曼居住在杜塞尔多夫，担任了该市的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的指挥。但是由于早已潜在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急剧恶化，1853年辞去指挥职务。1854年2月病情加重，1856年7月29日在波恩附近的恩德尼希逝世。

舒曼30年代的创作主要是钢琴音乐。他的最主要的钢琴音乐作品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其中富于幻想性的浪漫主义气质体现得最为鲜明。由12首乐曲组成的钢琴套曲《蝴蝶》(1829～1831)，据说是作者读了保尔的小说《青年时代》后创作的。舒曼用刚刚从蛹里化出的、向四面八方飞去的小蝴蝶来比喻自己在幻想中自由翱翔的乐思。《狂欢节》(1835)由21首各具标题的乐曲组成，用一个核心性的音乐动机，将狂欢节上出现的各种人物的形象和情景贯穿起来。这里出现了作曲家幻想中的大卫同盟成员的音乐素描：弗洛雷斯坦、奥伊泽比乌斯以及F.F.肖邦、N.帕格尼尼等。他们都是想象中的反对音乐界庸俗倾向的英雄。弗洛雷斯坦（第6首）和奥伊泽比乌斯(第5首)代表着舒曼本人的“双重性格”，前者热情冲动，豪放不羁，带有高傲、愤世嫉俗的因素；后者静穆超脱，忧郁感伤，常常沉溺于主观幻想。在终曲《大卫盟员进攻庸夫俗子进行曲》中，他们都是以昂首阔步的胜利者姿态出现。舒曼这个时期的许多钢琴作品的内容，都与弗洛雷斯坦和奥伊泽比乌斯的形象有关。由18首乐曲构成的《大卫盟员舞曲》(1837)中，这两个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中的每一首乐曲的末尾都分别标明这二者的名字。弗洛雷斯坦的性格在第 6首、第10首中表现最为突出，而奥伊泽比乌斯的形象则在第2首、第5首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钢琴套曲《克赖斯勒偶记》(1838)，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舒曼面对庸俗、浅薄、空洞的德国音乐创作现状产生的精神苦闷和不满。克赖斯勒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小说《公猫摩尔的人生观，附乐队指挥约翰·克赖斯勒的传记片断》中的主要人物，是个在庸俗社会环境里感到孤独苦闷的音乐家。舒曼对克赖斯勒这个形象感到精神上的共鸣，这正是他心目中的弗洛雷斯坦。从《克赖斯勒偶记》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舒曼表现的那种弗洛雷斯坦式的冲动、焦躁、烦闷和愤世嫉俗的情绪，是含有对德国社会庸俗习气不满这一社会内容的。

1840年舒曼的创作主要集中在艺术歌曲上，他的最重要的声乐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这一年中创作的。其中包括用H.海涅的诗谱写的《歌曲集》（共 9首，1840）和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共16首，1840），用A.von沙米索的诗谱写的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和生活》（共 8首，1840），用歌德、G.G.拜伦等人的诗谱写的《桃金娘歌曲集》（共26首，1840）以及用海涅的诗谱写的叙事歌曲《两个掷弹兵》(1840)等。《诗人之恋》是舒曼的声乐作品中流行最广、最受人喜爱的。它是从海涅早年诗集《悲剧-抒情插曲》中选出一部分诗文谱写的。原诗表现了作者本人的爱情生活体验以及失意后的痛苦心情，而舒曼谱写的这部套曲中细腻入微地渗透着他同克拉拉的爱情生活中所切身经历过的感情体验。歌曲曲调的感情表现细微、含蓄，钢琴部分的艺术表现力大大加强，使整个套曲极富诗意。声乐套曲《妇女的爱情和生活》则具有一种抒情性的悲剧色彩，它表现了一个女主人公从少女、恋爱、结婚，直到丈夫悲惨死去的人生历程。歌曲内容含蓄，钢琴部分的情感衬托和相对独立化尤具特色。

舒曼40年代创作的重点是大型器乐曲和大型声乐曲。他的 4部交响曲中有3部写于这个时期。降B大调《第一交响曲》（1841）的标题是《春天》，它的各乐章曾分别称为《春天的来临》、《夜晚》、《欢欣的娱乐》、《春天的告别》。这部具有生活风俗性的古典传统式结构的交响曲，由门德尔松指挥初演获得成功。同年创作的 d小调《第四交响曲》(1841)具有比较浓厚的抒情色彩。它的规模较小，但在结构上很有特色，不但乐章之间被连接起来，而且用基本主题材料贯穿的手法，将各乐章结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只是在乐队色彩方面显得比较单调。《a小调钢琴协奏曲》(1845)是舒曼唯一的一部钢琴协奏曲。最初是新颖的单乐章结构，但由于遭到出版商的反对，才不得不写成传统的三乐章形式。它的首尾两乐章中都有刚健性格的表现，颇具大卫盟员弗洛雷斯坦的气质。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室内乐作品，有献给门德尔松的《弦乐四重奏三首》（a小调、F 大调、A大调，1842）、《降E大调钢琴四重奏》(1842)以及《d小调钢琴三重奏》(1847)和 《F大调钢琴三重奏》(1847)等。其中最优秀的是他于 1842年创作的《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在大型声乐体裁方面，1843年完成了清唱剧《天堂与谪仙》，同年由作者本人指挥在莱比锡上演。这部作品取材于爱尔兰诗人T.莫尔的诗篇《拉拉·鲁克》，描写了谪仙的神奇经历。谪仙是堕落的天使的后代，她想要获得天堂的幸福，为此她必须寻找世上最珍贵的礼物献给天堂。她的头两件礼物──为争取印度自由的武士的鲜血和为死去了情人的埃及少女的最后一声叹息，都没有使天堂的大门为她打开。而最后一件礼物──一个被孩子的祷告所感动了的罪犯忏悔的眼泪终于被天堂所接受，谪仙得到了幸福。题材虽然是东方的，但舒曼的音乐并无东方色彩，它并不追求戏剧性，而是以抒情性取胜；充满温存热情和苦闷情绪的谪仙的音乐形象，在整个清唱剧中得到了广阔的发展。

40年代末德国卷入了欧洲的革命浪潮。舒曼欢迎这场革命，称1848年是“伟大的革命的时代”，把这场革命称为“人民的春天”，并且通过自己的创作来表现他当时对革命的热情。1848年柏林三月起义爆发不久，舒曼怀着热烈的情绪用F.弗赖利格拉特的诗谱写了 3首管乐伴奏的男声合唱曲《拿起武器》、《自由之歌》和《黑红金》，后一首歌得到广泛流传。1849年德累斯顿起义前后，他又创作了4首供钢琴演奏的《进行曲》，音乐热情豪迈。1848～1849年间舒曼还完成了另外一部重要作品，为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写了一整套乐曲（共16段）。舒曼对主人公曼弗雷德的苦闷、彷徨、孤傲形象在精神上产生了很大的共鸣。这套配乐中尤其以其序曲《曼弗雷德》最为出色。在这期间舒曼创作了他唯一的一部歌剧《格诺菲娃》。这部歌剧取材于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J.L.蒂克的剧本。歌剧的主要情节是：中世纪封建骑士齐格弗里德出征前把妻子格诺菲娃委托给至友戈洛照顾，但戈洛却心生邪念企图将格诺菲娃占为己有，在最后的危险时刻，齐格弗里德回来救妻子脱险。歌剧中虽然不乏富于表现力的篇章，但整个说来音乐缺乏戏剧性，人物个性的音乐刻划也不够鲜明。

50年代舒曼的创作力趋于衰竭。作品数量虽然不少，但质量远不及30、40年代。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有1850年创作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这部5个乐章的交响曲的内容同人民庆祝凯恩大教堂的落成有关，其中包含舒曼音乐作品中少见的某种宏伟气概。

舒曼在音乐评论方面成绩卓著。1833年底至1844年这10年间，他在自己创办的《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生动泼辣、尖锐犀利的音乐评论文章。1854年将自己的文章汇编成《论音乐与音乐家》出版（有中译本）。舒曼在这部论文集中所阐述的音乐美学思想，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美学倾向。他强调音乐是感情的表现，把感情提高到音乐艺术的首位，同时又非常强调其中的幻想因素。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排除音乐反映外在物质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相反，他坚决反对将音乐同现实生活隔绝开来的论调。舒曼认为，一部有价值的音乐作品必须是高尚的思想感情内容同独创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他要求音乐艺术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反对一味追求技巧、只重外表不重内容，同时也反对艺术上的千篇一律和粗制滥造。他对30、40年代德国音乐创作中的庸俗倾向的尖锐批判，是他的评论活动中最富光彩、最有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