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ujuewen

[外文]：Turkic script

7～10世纪突厥、 回鹘和黠戛斯等族使用的音节文字。也有人认为使用于6～10世纪，流行于今新疆、甘肃的一些地方，以及漠北广大地区。此文字的文献，发现于中国新疆、甘肃等地，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近世其碑铭发现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故也有“鄂尔浑-叶尼塞”文之称。因字形类似古代北欧哥特人使用的如尼文，又称如尼文或鲁尼克文。

中国史籍《周书》中有“其书字类胡”的记载；《北齐书》有“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的记述，但未见有关其文字的具体史料。 瑞典突厥学家P.J.von斯特拉连贝尔格1730年著《欧亚的北部和东部》一书披露，在叶尼塞河上游发现的若干很特殊的铭刻。1884年芬兰考古学家J.R.阿斯佩林著《叶尼塞碑文》一书后，学者们开始正式研究这种文字。1889年，俄国伊尔库茨克城地理学会由考古学家H.M.雅德林采夫领导的探险队在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唐开元二十年(732)建的 “阙特勤碑”（见彩图） 和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建的“苾伽可汗碑”。1890年芬兰学者A.O.海凯勒也前往考察，发现唐元和九年(814)建的 “九姓回鹘可汗碑”（刻有突阙文、粟特文、汉文）。1891年又有俄国突阙学家B.B.拉德洛夫前往考察。1892年两国分别刊布《蒙古古物图录》。 各碑刻有汉文， 但内容与突阙文不同。1893年，丹麦语言学家V.L.P.汤姆森解读突阙文获得成功，次年刊行《鄂尔浑碑铭文字》。同年，拉德洛夫刊布《蒙古古突阙文碑铭》。至此，碑中的古代突阙文才为世人所通晓。

清光绪十九年（1893），俄罗斯驻北京公使喀西尼（Α.Π.卡辛尼）将拉德洛夫的《图录》 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代为考释。沈曾植(1850～1922)作上述三碑跋，答复俄使，这是中国学者研究突阙文碑铭的开始。其后，中国学者王国维(1877～1927)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20世纪30年代，韩儒林（1903～1983）、岑仲勉(1855～1961)、 王静如(1903～ )等中国学者又对当时发现的各主要碑铭进行了译释和研究。

各地发现的突阙文碑铭与手写体文献使用的字母数目不尽相同。 有些字母形体多样。 一般地说，突阙文由38至40个字母组成。其中23个源于阿拉米文，其余来自突厥人使用的氏族或部族标志及一些表意符号。但历史上突阙人何时何地接触阿拉米文使之成为突阙文的原型，尚无从考据。

突阙文字母或表示一个元音，或表示前面带一a/e的辅音，或表示双辅音。元音系统中 4个后元音a、媅、o、u，4个前元音e、i、═、y共用 4个字母表示。辅音系统中，b、d、l、n、r、s、t、j 8个辅音用两套字母表示，第一套和后元音相拼，第二套和前元音相拼。m、nj(转写作)、 嬜、掵、∫、ｚ只用一套字母表示。 有表示nt、lt、n掵 的 3个双辅音字母。q、γ只和后元音相拼，k、ɡ 只和前元音相拼。词与词之间以双点“：”分开，词组可分写，修饰词组有时可连写。行款一般横书左行，也有横书右行的。字体分碑铭体与书写体两种。已发现的鄂尔浑碑铭大小共有11通。年代较久的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发现的“雀林碑”（建于688～691）。鄂尔浑碑通常指属于突厥汗国(见突厥)的 3大碑铭“阙特勤碑”、 “苾伽可汗碑”、 “暾欲谷碑”（后者是1897年俄国学者E.H.克列门茨夫妇于巴彦朝格图发现）和属于回鹘汗国（见回鹘）的3大碑铭 “九姓回鹘可汗碑”、“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苏吉碑”。后二碑为芬兰语言学家兰司铁(G.J.拉姆斯泰特)于1909年所发现。在叶尼塞河流域及苏联的塔拉斯(又译怛逻斯)发现的碑刻约80多块，多数是黠戛斯的墓志铭，大多属9～10世纪。20世纪初，突厥文手写本文献随中国西北大批文物的出土而被发现。其中有在甘肃省敦煌发现的一部完整的《占卜书》（计104页）、 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的军事文件、 在吐鲁番发现的写本及刻文等。 出土文物表明，突厥文古代也流行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在苏联乌兹别克斯坦）、东欧多瑙河流域一带地区。

包括历史、 传记、 墓志铭、宗教文书、行政文件等。自发现以来，东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都进行了研究。碑文的释读，扩大了突厥语族语言文字史及文学史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