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Riben zhexueshi

[外文]：history of Japanese philosophy

日本的哲学思想是在日本特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日本适应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先进国家的哲学思想：最初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佛教，后来是西方近代、现代的各种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同日本原有的神道思想相结合，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变化，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开始时，佛教的教义成为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继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道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最后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使理性进一步脱离信仰而自立，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在5世纪前后，汉字和儒家思想传入日本，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朝鲜传入。它们对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哲学思想，最初出现在据传是圣德太子于 6世纪末、7世纪初写成的《维摩经义疏》等著作中。7世纪初，圣德太子为了给革新政制准备思想条件，派遣留学生到中国(隋朝)学习，直接引入了儒学和佛教思想。他颁布的《17条宪法》的思想基础就是儒学和佛教教义。其中第 1条的“以和为贵”和第4条的“其治民之本，要在于礼”，都出自儒学；第 2条的“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和第10条的“绝忿弃瞋”，都属于佛教思想;其余各条则多采用儒家经典及子史资料。儒学对于当时的日本起了很大的作用。古代天皇制度在建立过程中曾采取中国的法制，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7世纪下半叶，儒学的影响特别显著。当时，日本政府已经把儒学看作是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而加以庇护。编纂于 8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带儒学的色彩。这两本历史经典起了维护天皇制度的作用。

佛教经朝鲜传到日本以后，起初并非一种以教义为核心的宗教，而只是对佛像和佛经等的信仰和崇拜。贵族们曾经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日本政府当时认为佛能镇护国家、保护王室，因而在8世纪初发布“僧尼令”，把佛教变成国教，从而使佛教思想占了优势。这时，日本原有的神道教虽然继续流传，但实际上处于佛教思想的指导之下。

到了奈良时代，佛教与政治结合得更加紧密，加强了作为国教的地位。神道教和佛教这时开始在教理上调和、折衷，但是神道仍然被置于从属的地位。日本对佛经内容的认真研究，始于平安朝（8世纪）。9世纪初，名僧最澄和空海来中国（唐朝）留学，回日本后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日本确立和传播大乘佛教。日本的天台宗与中国的虽然名字相同，教义却有所区别。

日本的佛教哲学，也是建立在所谓“世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和“一念三千”等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的。天台、真言两宗除被赋予“镇护国家”的任务外，在当时日本人的生活中还作为世界观来看待。这时候佛教在日本获得了独立活动的地位。到10世纪，出现了关于净土观念的说教，佛教思想开始渗透到平民中间去，神道教和佛教的调和、结合也有所发展。

进入镰仓时代，由于平安朝的贵族势力衰退，封建关系在地方上逐渐发展，形成了武士阶级。到13世纪，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生活困苦，产生了简化宗教仪式的要求。宗教界适应这种形势，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过去主要以贵族为对象的日本佛教，这时兴起了面向民众的思想，于是出现了净土宗、禅宗、真宗、日莲宗、时宗等派别。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日本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佛教教义为特征，实际上是宗教迷信，还谈不上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后来在佛教禅宗与中国宋明理学结合的时候才开始出现。

17世纪，德川幕府巩固了封建制度以后，儒学取代佛教而成为维护幕府统治的思想主流，作为支配士(武士)、农、工、商这四民的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日本的儒学体系主要分为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朱子学是官学，长期占居主导地位。此外，还出现了复古神道和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

（1）朱子学派。藤原惺窝是这个学派的先驱，他的学生林罗山在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同佛教和神道教斗争中，曾经用理性主义去批判非理性主义。这一学派内部，也存在过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的矛盾，如安东省庵、贝原益轩等人虽然都从朱熹的理气观出发，最后却把自己的宇宙观归结为理、气合一说，接近于唯物主义；山崎闇斋、三宅尚斋却把自己的世界观归结为理一元论，陷于唯心主义。山崎闇斋和水户学派甚至把朱子学完全神道化了。水户学提倡“大义名分”论，它的尊王攘夷思想有助于重新巩固封建统治。当时日本的封建阶级企图用朱子学把封建等级制度合理化，但是，到17世纪，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和商人的抬头，朱子学便开始逐渐丧失影响，代之而起的是古学派。

（2）古学派。这一派的哲学家排斥汉唐以后的儒学。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仁斋和徂徕都用气一元论去反对朱熹的理气观。这派学者以民间异端思想家的姿态出现，代表非当权派，名义上提倡复古，实际上是对日本朱子学派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此外，还出现了朱子学派的另一个反对派──阳明学派。

（3）阳明学派。这个学派由中江藤树开创，主张阳明学的良知说。其他代表人物有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幕府末期的志士吉田松阴等人也受过阳明学的影响，大盐曾经领导大阪的贫民和郊区农民起义。这一派的学者并非自觉地组成一个集团，而是各自信仰王阳明的学说，其中有的人在方法论上具有一些辩证法因素。阳明学在中国一般说来是起了消极的作用，但是，日本的阳明学派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4）复古神道。在17世纪，德川幕府前期，与尊王论相关联，出现了复古神道。这种神道反对以往神道依附于佛教或儒教，反对用儒、佛思想解释日本的古典和神道。这派思想首先由神官荷田春满倡导，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加以发展，集大成者是平田笃胤。他们依据《古事记》等日本古籍所记载的神话，提倡“日本精神”哲学，鼓吹“皇国之道”，宣扬“皇国精神”。他们声称，日本的神道出自神灵，只有这种道才是“真实之道”;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这种神道理论在德川幕府末期成了尊王思想的一大支柱，对明治维新时王政复古有很大的影响。明治维新(1868)以后，作为国家神道的神社神道，基本上继承了复古神道的理论，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这个时期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且为军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对外侵略所利用。

（5）非传统诸学派。17～18世纪，还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从18世纪20年代前后起，西方的书籍开始流入日本，许多日本学者研究兰学，即通过荷兰语研究西方学术的学问，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引起了世界观方面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具有批判精神、自我意识或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不属于任何传统学派的思想家，如安藤昌益、富永仲基、三浦梅园、皆川淇园、司马江汉、山片蟠桃、镰田柳泓等。在整个德川时代 260多年间，只有安藤昌益彻底地批判、否定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站在劳动农民的立场上提出了无统治无剥削的绝对平等的社会观；富永仲基认识到思想的基础是物质，并且把这种认识运用到他的历史方法中；三浦梅园富于独创精神，建立了“条理学”；皆川淇园根据他对《周易》的“开物成务”的理解，创立了“开物学”，并且完成了日本最初的范畴论；司马江汉是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先进的市民思想家，具有自然科学物理学的自然哲学见解，提倡地动说；山片蟠桃是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成为日本实学的先驱；镰田柳泓知识渊博，不仅批判儒学、神道和佛教，而且在说明知识和感官的关系方面接近了唯物主义。此外，在18世纪上半叶，随着商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出现了心学，它的代表人物是石田梅岩、手岛堵庵、中泽道二等。他们都是工商业者的思想家，认为“节约”、“正直”、“勤勉”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美德，是在封建制度下士、农、工、商四民通有的心。他们的思想尚未达到否定封建制度，但已含有人间平等的思想。上述独立的学派和学说，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在德川幕府以前约1000年间，主要是唯心主义支配了日本人的思想。但是，随着德川幕府的崩溃，幕府的官方思想体系朱子学也丧失了统治地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吸收了西方的哲学。在介绍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始终贯串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明治时代初期一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介绍的是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西周移植了法国哲学家A.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英国哲学家J.S.密尔的功利主义，并首先把西方的philosophy译为“哲学”；福泽谕吉传播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中江兆民输入了法国机械唯物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J.-J.卢梭的民主思想。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随着天皇专制主义的确立，开始介绍德国哲学，同时出现了一些唯心主义者，如西村茂树、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等。西村茂树把哲学和儒学结合起来；井上哲次郎首先引进德国哲学，提出现象即实在论这种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井上圆了将哲学和佛教熔冶于一炉。他们的哲学都宣传东方思想，维护天皇专制主义。

在明治三十年(1897)前后，发生了两次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一次是由加藤弘之、元良勇次郎对井上圆了所著《破唯物论》一书的批判引起的，一次是由井上哲次郎、高桥五郎等对中江兆民所著《续一年有半（无神无灵魂）》一书的批判触发的。这两场争论虽然颇为激烈，但是，争论者对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还缺乏明确的理解，所以争论对于当时日本的唯物主义的发展没有起多大推动作用。在这个时期，唯物主义阵营出现了幸德秋水、片山潜和堺利彦，他们继承了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幸德秋水在理论宣传上表现突出。他写的《社会主义精髓》一书不仅表露出唯物史观的观点，而且包含一些辩证思想。1904年，他和堺利彦共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他还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在无神论上放出了异彩。在明治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叶，德国哲学继续被大量地移植到日本，在思想界逐渐占了上风，成为日本讲坛哲学的主流。初时介绍I.康德和　G.W.F.黑格尔的哲学，后来陆续引进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存在哲学等。新康德主义曾经成为大正时代的“新思潮”。通过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研究和消化，到了大正和昭和时代，涌现出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如桑木严翼、朝水三十郎、波多野精一、纪平正美、左右田喜一郎、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等。其中，西田几多郎建立了所谓日本独创的“西田哲学”，提出了以所谓“绝对无之辩证法”为中心的“场所逻辑”和“绝对矛盾自己同一”的逻辑；田边元构造出所谓“绝对辩证法”和“种之逻辑”。他们的哲学，基本上是吸取新康德主义和存在主义加上佛学的一些内容构成的。继西田之后，还出现了和辻哲郎和三木清。和辻哲郎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展开他的解释学，并且试图建立自己的人学。三木清研究所谓“人学之马克思的形态”，也是从存在哲学出发的，他终于把存在主义和日本的佛教结合了起来。他的贡献在于，使日本的讲坛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接触，吸引了不少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日本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等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在日本广泛地传播，马克思的《资本论》日译本于1920年问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译本于1928年开始刊行。于是在日本哲学界也出现不少唯物主义哲学家。1925年开始的福本和夫同河上肇、山川均进行的激烈争论，掀起了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对于进一步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河上肇、户坂润、永田广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比较正确和深入的理解。1932年，户坂润、三枝博音、冈邦雄等组织了“唯物论研究会”，出版了机关杂志《唯物论研究》，进一步探讨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流派，并且反对日本法西斯化和发动侵略战争，在日本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1938年，这个研究会被日本政府解散，户坂润被捕后死于狱中。永田广志也因为参加该会的活动而多次被捕，身体健康受到损害。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扩大，日本的哲学陷于越来越法西斯化的境地。鼓吹所谓“日本精神”的日本主义十分猖獗，法西斯思想、非理性主义横行一时。不久，出现了所谓“世界史哲学”，亦称“世界史派”，代表人物是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等，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根据，把侵略行径美化为“世界史的当为”。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表示支持侵略战争。直接充当军部喉舌的所谓“皇道哲学”更加疯狂，它散布“绝对服从天皇”的伦理，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毒害日本人民，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主思潮的高涨中，过去被镇压、禁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复兴时期，而曾经喧嚣一时的日本主义、“皇道哲学”和“世界史哲学”迅速销声匿迹。松村一人、古在由重、森宏一、山田坂仁等进步哲学家，一面努力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一面积极批判西田、田边的哲学和存在主义等唯心主义流派。东京大学教授出隆以及西田的学生、著名哲学家柳田谦十郎等，从唯心主义阵营转入唯物主义阵营，在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这个时期，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期刊等大量出版。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被介绍到日本。在日本有不少地方建立起唯物论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阶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场关于“主体性”的争论。梅本克己等企图用西田、田边的哲学和存在主义去“填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隙”，遭到了松村一人等的批判。从60年代末起，围绕“实践唯物论”问题，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进行了另一场争论。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论”，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人表示反对。这次讨论，同民主德国的哲学家在60年代进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表述方法和体系的争论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学者，如武谷三男、坂田昌一等取得了新的成果。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之间展开过争论。

另一方面，欧、美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于战后对日本的哲学界特别是大学讲坛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中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哲学思潮，在日本都有传播人、阐述者或追随者。

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就被田中王堂等介绍到日本，20年代曾得到广泛的传播，后来因为不适合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扩张的需要而逐渐丧失影响。战后，在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经济复兴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军队占领期间重新抬头，对日本的学术界和实际生活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存在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传到日本。和辻哲郎曾介绍过F.W.尼采和S.克尔凯郭尔的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对日本人的精神生活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悲观、彷徨、苦闷、不安的气氛在战后笼罩了日本。有的日本哲学家还将佛教教义和存在主义融为一体，把佛教看作是亚洲型的存在主义，说存在主义就是现代化的佛教。

逻辑实证主义大约从60年代起，现象学从70年代起，在日本也有相当多的学者介绍、探讨。此外，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结构主义也都相继出现在日本哲学思想界。对哲学史，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佛学和儒学，关于人、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也有不少哲学史家和哲学家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将几种不同哲学的某些观点糅合在一起，有的开拓了比较哲学、比较美学等新领域。上述种种情况，使现代日本哲学界呈现出各种思想纷然杂陈的局面。

参考书目

1. 永田广志著，版本图书馆编译室译：《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
2. 三枝博音：《日本の唯物論者》，英宝社，東京，1956。
3. 船山信一：《日本の观念論者》，英宝社，東京，1956。
4. 宫川透：《近代日本の哲学》，增补版，劲草书房，東京，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