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ang Shuming

中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原名焕鼎，字寿铬。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任该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应蔡元培之聘，1917～1924年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为促进团结抗日，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任中央常务兼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报》社长，1946年任该同盟秘书长。1950～1980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乡村建设理论》(1936)、《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0)等。

梁漱溟一生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他认为，人类生活有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和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同时，人类生活有三种根本态度即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调和持中与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近代“西洋文化”以第一种态度解决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分别以第二、三种态度解决第二、三个问题，于是人类文化演变为三大系。由于三大问题深浅不等，其出现时期应有先后。他认为，以近代“西洋文化”为代表的人类第一期文化尚未完成，而中国人不待走完第一期就直接进入了第二期。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于是出现了短绌的一面，即幼稚、衰老、不落实。所以，“落于无发展前途的消极”。但人类文化终归要进入第二期，那时中国的人生态度必将取代第一种。因此，未来的人类文化必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社会构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团生活，中国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国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形成了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而“西洋”却从集团生活演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可称之为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尚未构成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西洋文化”涌入中国之后，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形成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社会改造的实践。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研究，以寻求中国民族自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