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ouma mengshu

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 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同年11月至次年5月发掘。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大意义。

“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3800平方米，分“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埋书区集中在西北部。在盟誓遗址内共发现坎(埋牲的土坑)400余个，坎的底部一般都瘗埋有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盟书。绝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其中放一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个别坑埋有数件。埋盟书的坎没有龛和玉币。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在盟誓时向神或祖先奉献的祭品。用作祭祀的玉币有璧、 璜、瑗、玦、珑、璋、 圭和残碎玉料块，都是用透闪岩等石料制成，雕琢纤细，颇为精美。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已出土盟书计5000余件，其中形体基本完整，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56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按盟书的内容可将其分为5类：

（1）宗盟类，计 514件，分别出土在34个坎中。盟辞强调“事宗祀”和“守清庙”。其中心内容是每个与盟人都要诚心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并不准其重返晋地。这类盟誓是主盟人赵孟为巩固晋阳赵氏宗族内部，包括一部分异姓家臣、邑宰在内的团结，以求一致对敌而举行的盟誓。它又可按诛讨对象之多寡分为一氏一家、二氏二家、四氏五家、五氏七家等几种。在一片盟辞前的序篇中，由赵鞅追述受命，并有“十有一月甲寅朏乙丑”干支纪日，可据此推算盟誓的年代。

（2）委质类，计75篇，分别出土于18个坎中。这是主盟人赵鞅对敌对势力采取分化政策，使之自愿送人质于新的主君后所立的誓约。中心内容是与盟人表示愿意和旧主君断绝关系，不同逃亡出国的旧势力勾结，制止其重返晋国的活动。这类盟誓的诛讨对象又有增加，达九氏二十一家。与第一类不同的是，此类盟誓开头没有“从嘉之盟”字样，说明其属主盟人不直接参加的一种活动。

（3）纳室类，计58篇，集中出在一个坎中。内容为禁止纳室，即与盟人在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等，同时也反对和声讨宗族中其他人的纳室行为，否则甘愿受诛灭制裁。有人认为，这可能属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新兴地主阶级对扩充奴隶的一种限制措施。

（4）诅咒类，字迹比较模糊，共13件，集中在一个坎中，墨书，是对某些罪行加以遣责的诅咒文。

（5）卜筮类，共3件，墨书，分3处存放在坎的壁龛内。不属正式盟书，而是举行盟誓祭祀“卜牲”时使用龟卜和筮占文辞的记载。

关于侯马盟书的内容和年代，目前有4种不同的意见：

（1）认为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应是晋国世卿赵鞅，即赵简子，其政敌是赵尼，即赵稷。根据宗盟类“序篇”中的干支，推断盟誓入埋的时间为晋定公十六年（前 496）。盟誓地点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

（2）认为盟主是赵敬侯章，政敌是盟书中的赵北，即武公子朝（赵朔），武公子朝曾于赵敬侯元年（前386）作乱，盟书所反映的即为赵敬侯章与武公子朝争位事。

（3）认为这批盟书是前5世纪后半期晋国的载书，出土地点即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

（4）认为主盟人是赵嘉即赵桓子嘉，政敌赵化即赵献侯浣。赵桓子元年（前424），桓子与献侯间曾有争位斗争，这批载书即为赵桓子逐赵献子自立后的遗物。

参考书目

1.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
2. 唐兰: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文物》1972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