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Liangong(Bu)Fanyouqing Yundong

[外文]：Антиправый уклон во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于1928～1929年开展的反对Н.И.布哈林、А.И.李可夫和М.П.托姆斯基的运动。1928年初，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缺粮达 1.3亿普特。为完成收购任务，实行非常措施，动用刑法第107条，以搜查没收办法征收粮食，从农民手中收走余粮以及部分种子粮、口粮，甚至财产。这一措施不仅打击了富农户，也侵犯了广大中农的利益，激起农民严重不满。以实行非常措施为导火线，党的领导层发生严重分歧。И.В.斯大林认为不是农村无粮，而是富农囤积居奇，企图以此扼杀苏维埃政权，因此必须抓阶级斗争，继续施行非常措施，予以打击。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速实行农业集体化，因为苏维埃制度不能建立在联合的社会化工业和个体小农经济两种不同的基础之上。布哈林等认为主要是价格和税收政策不合理，农民因粮食生产无利可图而缩小耕作面积，改种其他作物。出路在于调整政策，而不应使非常措施常规化。小农经济的潜力并没有完全发挥，认为要继续扶植小农。农业的改造应遵循В.И.列宁《论合作社》中的指示，首先组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然后逐步向生产合作社发展，要坚持入社的自愿原则。对在实行非常措施中各地发生的挨户搜查、封闭市场、禁止农村粮食买卖、向农民摊派公债、实行产品直接交换等现象，布哈林认为有废除新经济政策、回到战时共产主义、造成工农联盟破裂的危险。他指出，采取非常措施是同新经济改革在原则上不相容的，必须恢复市场，坚持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准备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宣称“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尽管双方都主张实行工业化的方针，但在工业化的速度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斯大林主张实行超高速的重工业化，用向农民征收“赋税”的办法筹集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最大限度地给重工业拨款。布哈林等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主张国民经济各部门平衡发展，考虑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间的比例关系，反对“制造对速度的拜物教”，认为斯大林所主张的工业化及其高速度不是建立在正常基础之上，而是靠花掉货币后备，对农民征收过重赋税的办法实现的。布哈林指责斯大林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

在阶级斗争发展趋势上，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越取得胜利，阶级敌人的反抗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责布哈林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要求从限制和排挤富农的政策转为剥夺富农财产并进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并不排除在某一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可能性，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缓和。对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应当用经济竞争的办法，利用社会主义成分的优势逐步排挤以至最后消灭它们。此外，在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双方也存在明显的分歧。

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起初在中央全会上（1928年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以双方妥协的办法暂时解决，但会后传达全会精神仍各持一说。为争取支持者，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系统地阐述对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计划原则、农业和工业发展中的问题的看法，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经济政策。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采取措施，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主持的部门派遣中央代表，规定这些部门的一切指令均需有中央代表联署方能生效。由于无法正常工作，布哈林等三人在十一月全会前夕提出辞职。全会不予同意。1929年1～4月，布哈林等三人多次向中央发表声明并在全会发言，对斯大林的主张和提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斯大林在《布哈林和我们党内的右倾》（1929年1～2月）、《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等长篇报告中予以反击，指责布哈林等推行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右倾路线”。1929年4月召开的中央联席全会决定解除布哈林《真理报》主编职务，解除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同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决定把布哈林开除出执委会主席团。11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政治局委员职务，对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警告。李可夫于1930年先后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联共（布）党内的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法、速度之争，是坚持还是放弃新经济政策之争。由于斯大林路线的胜利，新经济政策中止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开始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日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