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uanshu-juanna-juanli

清代商民向朝廷报效银两，或为获得官衔输纳银两，或对地方修建文庙等公益事项捐献财物，及其朝廷所定的相关章程。

清中叶以前，遇有国家庆典、筹集军饷、皇帝巡幸、工程建设等浩繁开支，准许巨商富民捐款报效，曾举办临时性捐输。如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南征，安徽祁门商人汪文德、文健兄弟捐银三十万两“犒师”。著名皇商介休范氏，在康雍乾三朝，出私财支援军需，并输送大批军粮到西征准噶尔前线。乾隆时，大小金川之役，历时五年，两淮、两浙、河东、山西、长芦等地盐商捐银总计达一千万两。乾隆帝六次南巡江浙，两淮盐商承办差务，每次捐银百万两；两浙、长芦盐商亦捐献数十万两。乾隆帝为酬答输诚，命将盐商中原有职衔已至三品者，皆加“奉宸院卿”衔；未至三品者加“按察使”衔，加顶戴一级。这些虽是空头官衔，但表示了皇帝的恩宠。其后，捐输定为常例，在国家正项财政收入中，列有捐输名目。清末，《辛丑条约》签订后，为筹措庚子赔款，在四川等地所征的田赋附加税，亦称捐输。

封建社会政府实行的捐官制度。以捐纳一定数额的银两获得授予的官衔(虚衔或实职)。秦王政（始皇帝）四年(前243)，因蝗虫大疫，准百姓纳粟千石或自愿徙边者拜爵一级（见爵制）。汉多买爵。文景时期，接受晁错建议，下诏准许民人入粟塞下以拜爵、免罪。捐纳之例始此。以后历代封建政权多沿袭。清顺治六年，以军旅繁兴，岁入不给，开始实行监生、吏典的捐纳，非生员出身欲入仕途者，必先“纳粟入监（国子监）”，但不一定就读。康熙十三年(1674)因平定三藩之乱，实行捐纳以补军费不足，至十六年，收入银二百余万两，捐纳知县五百余人。侍郎宋德宜上疏认为“与吏治有碍”，请停。康熙帝为防止捐官滥用职权，曾规定：“捐纳官到任三年，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但实际上不可能贯彻执行。三藩之乱后一度停捐，后陕西灾荒、修永定河工及青海用兵，又开捐例。雍正时因西北用兵，耗饷甚多，财政拮据，开捐纳以弥补，除道府不准捐纳，以下各官皆可捐纳，并扩大到武职。乾隆帝即位时，与准噶尔议和后（见平定准噶尔），大军渐撤，军费锐减，下诏停止捐纳，只保留“纳粟入监”。到乾隆后期，各省或停或复不一。其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击。

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支出激增，兼之战乱、灾荒频仍，于是广开捐例，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纳。由于捐纳盛行，吏治更加败坏，成为一大弊政。捐一州县，所费无多，有财力者子弟相沿，争为垄断；无力者称贷而至，也易于补偿。甚至有人花钱为尚在髫龄的孩童捐一官衔，俟长大时再花钱活动补缺。捐纳不限额，无官之人倾刻之间可以得官，低级官员可以高升，受处分的可以免除处分，被革职的可以开复。到清末，各省捐纳人员已无法安插。大批腐朽昏庸的官吏和贪污现象，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亦称“事例”。封建政府所订捐官章程，分暂时事例和现行常例两种。顺治时招民授职，捐银约七八千两，亦有至万金者，但仍行考试，文理通顺者为知县，不通者改授守备。此捐例之始。康雍时期，只捐虚衔，不能作实官。虚衔之外，还有封典，使祖父母、父母也可以由此穿戴品官的服饰。清代后期，将捐款列为正项财政收入，虚衔之外可以捐实官。捐什么官，要多少银子，皆明订章程。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都可按规定银两数捐得。时有《海防捐例》、《河工捐例》等。捐者按数交银，谓之“上兑”，由户部发给执照为凭。据史料记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捐郎中为九千六百两银，员外郎八千两，道员一万六千四百两，知府一万三千三百两，知县四千六百二十两，最低级的从九品小吏一百八十两。咸丰元年(1851)官价大跌，计郎中六千九百两，员外郎五千七百六十两，道员一万一千八百两，知府九千五百七十两，知县三千三百两，从九品小吏一百二十六两。晚清时每况愈下，光绪年间，道员只需四千七百两，知县一千两。

清代官员出身，经科举考试的谓之科班，是为正途；经财物捐纳的谓之捐班，视为异途。在官场中，前者较受人尊重，后者往往为人轻视。清统治者为捐纳制度虚伪掩饰，故《大清会典》不载。

参考书目

1.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学报》(专号22)，北京，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