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uandai wenxue lilun piping

元代诗文理论多沿袭宋人，较少创见。而戏曲、小说理论在此一时期则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部门。从整体说来，元代文学理论成就低于宋、明，但它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元代诗文理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派：

（1）以郝经、刘将孙为代表，承继宋代理学家的观点，以道论文。他们强调文道合一、文为道用。郝经称：“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为道之用，而经因之以立也。”（《原古录序》）刘将孙提出将义理融为文章（《赵青山先生墓表》）。他们又强调理法合一、法为理用。郝经认为，理是法之源，法是理之具，以理为辞而文法自具，有理则有法。他们还提倡“内游”，反对“外游”，把涵养道德视为养气、作文之本，排斥游历四方和观览群籍。这些言论不仅影响到明初宋濂等人的文论，与清代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也不无关系。

（2）以方回为代表，承继宋代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标榜“格律整峭”。方回提出“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26），实则偏爱黄庭坚与江西派那种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的风格，所以特地举出“格律整峭”一语作为诗的高格。对于杜甫，也是突出其不丽不工、瘦硬枯劲的作品。方回此说，也是为了矫正宋代四灵与江湖派取法晚唐而流于腐熟孱弱的弊病。

（3）以戴表元、袁桷为代表，承继严羽，提倡唐音。他们反对理学家排斥文学的观点，他们认为“理学兴而文艺绝”、“理学兴而诗始废”。袁桷批判以理为诗说：“诗以赋比兴为主，理固未尝不具，今一以理言，遗其音节，失其体制，其得谓之诗与？”（《题闵思齐诗序》）戴表元反驳“内游”论说，未游者不如已游者“畅”，游之狭者不如游之广者“肆”，“游益广，诗益肆”。他们也批评宋人溺于时尚而不知取法乎上。戴表元指出，宋人或尚冲淡、或尚雄厚、或尚清圆，虽屡经变化而始终偏于一隅。对此他们也象严羽那样，提倡以盛唐为师来振兴诗歌。在这种论点影响下，杨士弘作《唐音》选本，再经明初高棅编《唐诗品汇》，直到明中叶出现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潮。

及至元末，又有杨维桢的诗论，出乎三派之外，略具新意。他把诗当作个人情性的表现。提出：“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他又认为“诗至律，诗之一厄也”，提倡“先作其气而后论其格”，不可为格律所束缚。此类观点与明代后期公安派的主张有相通之处。但他仍然坚持“发于言辞，止乎礼义”，仍然反对“学诗于晚唐、季宋之后”，未脱时风影响。

元代曲论尚属开创阶段，理论性还不够强。主要著作按内容可分为三类。

（1）论述演唱的专著，有署名燕南芝庵的《唱论》。对歌曲的题材，歌词的内容，歌唱的场所，歌人的品类等都作了概括的说明，有些是采录前人习见之论。

（2）有关北曲的韵书，有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其中的“正语作词起例”部分，论述制曲方法，涉及知韵、造语、用事、用字、务头、对偶、末句等各项，较有理论价值。如论造语说：“未造其语，先立其意，语、意俱高为上”，“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要耸观，又耸听”等，都较可取，对后来的曲词创作和理论都有积极意义。但书中以明腔、识谱为制词的首务，强调音律未免太甚；又反对俗语、谑语、市语，也是封建文人尚雅卑俗的偏见。这些也为明代戏曲论坛上的声律派和藻绘派所继承和发展。

（3）有关戏曲的史料和评论著作，有钟嗣成的《录鬼簿》和夏庭芝的《青楼集》。《录鬼簿》包括金、元 152位戏曲作家的小传和400余种戏曲作品的名目，不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有较进步的理论观点。作者一反轻视戏曲和戏曲作家的传统偏见，有意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而“高才博识”的戏曲作家立传，高度评价了他们的艺术成就。此外，提倡“发越新鲜”、反对蹈袭，批评某些人“贪于俳谐”、“务于斧凿”，把关汉卿列于戏曲家之首，都是正确的。《青楼集》记录了元代 100多位优伶的姓名、特长与身世，也含有为色艺出众的女艺人立传之意。除上述理论专著外，元代一些人的文集中也有论到戏曲的单篇文章。较重要的有胡祇遹的《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杨维桢的《朱明优戏序》等。

元代小说理论同样处于萌芽时期，主要著作是罗烨《醉翁谈录》。此书为宋末、元初的传奇、话本小说集，书前的《小说引子》、《小说开辟》则是对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理论总结。其中肯定了通俗小说的地位，指出小说家绝非浅薄庸俗之辈，而是贯通经史、博古明今、精于文艺的才人;小说也非仅供谈笑之物，而具有“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的社会作用。对通俗小说的艺术特点和艺术感染力也有所分析，说“讲论处不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还从题材上对小说作了分类。此外，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也有不少关于小说的记述，一些文人的文集中对小说也曾论及，如杨维祯的《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