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aozedong lunli sixiang

[外文]：moral thought of Mao Zedong

毛泽东关于道德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论述的总称。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同中国人民的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为中心，论及到伦理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是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对于鼓舞人民群众斗志，加强革命队伍团结，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对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改善社会道德风尚，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深远的影响。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认为，道德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范畴。讨论文化问题不能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规定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他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及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革命的客观需要，以极为简练的语言阐明了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从而对道德的根源和社会作用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包括道德在内的当作观念形态的一定的文化，本质上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他还运用这个观点具体地考察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他认为，这种道德是包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中的，是由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存在、所参与的社会实际生活决定的。它作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各种道德观念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还独到地将道德的阶级性问题同人性、“人类之爱”的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具体地揭示出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阶级性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之间的一致性。他明确地指出，人性这种东西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所谓“人类之爱”也是这样，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要求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而要消灭这些东西。这不仅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阶级性，而且符合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根本精神，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也正是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一个人是否是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是取决于他的能力大小，而是看他是否具有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并且是否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毛泽东强调大公无私精神，并不否认道德的功利性。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应当反对的是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谴责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无产阶级要实行的是革命的功利主义，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看作是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地对人民的利益负责，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最高体现。他还认为，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也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他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认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根据对无产阶级革命道德功利性的理解以及对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辩证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具体准则。他提倡为了人民的利益，准备随时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但并不否认人们正当的个人利益；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不要求人们去作不必要的牺牲。认为满足个人利益是发展集体利益的目的和体现，发展集体利益是满足个人利益的前提和保证。他反复强调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原则，并且把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道德规范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还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对敌狠对己和、热爱劳动、坚持团结、要光明正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具体准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还明确提出，应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作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毛泽东不仅阐明了判断行为善恶或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而且论述了作出这种判断或评价必须遵循的根本方法。他认为，唯心主义者强调动机否认效果，机械唯物主义者强调效果否认动机，这两者都是错误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小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无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有了缺点错误，就须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决心加以改正。

毛泽东认为真善美是统一的，是同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的。他指出，善事、善人是与恶事、恶人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克服落后的东西，发扬正气，打击歪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才能促进道德的不断进步，推动社会不断前进。旧的道德观念，作为反映旧制度的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所以，要战胜人们头脑里的这种敌人，必须动员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斗争。为此，毛泽东十分强调道德教育，认为这不仅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而且也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在道德教育中，他一方面重视积极的思想斗争，强调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主张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道德榜样的社会作用，多次号召向鲁迅、徐特立、吴玉章、白求恩、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等为代表的具有崇高革命节操的英雄模范人物学习（见彩图）。他指出，通过教育应当使人们具备公而忘私、爱憎分明、忠诚积极、坚定不渝、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勇敢无畏、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克己让人、正直诚恳、勤俭节约、坚忍乐观等无产阶级的道德品质。

在毛泽东看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把旧文化统治下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具有新文化的文明先进的中国的必要条件。他始终把变革道德作为文化思想战线以至整个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任务来看，深刻地阐明了实现这种变革的基本方针。他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是道德、文化变革的根据，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但是，这并不排除道德、文化发展过程中自身历史的继承性。但是，必须将历史上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属于人民的、优秀的东西加以区别，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他提出要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使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的道德、文化是世界道德、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不能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进程。中国的新道德、新文化，必须同一切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进步道德、文化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以共同形成世界的新道德、新文化。但是，中国的道德、文化应当带有自身的民族性，保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因此，对于外国的道德、文化，不能盲目搬用和一概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