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inzu xingshi wenti lunzheng

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探索新文学如何与本民族的特点、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大众化讨论的继续与发展。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号召；虽然并非专门针对文艺问题，但在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响。从1939年初开始，首先在延安及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展开讨论。延安的《新中华报》、《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晋察冀边区的《边区文化》等，相继发表了艾思奇、何其芳、柯仲平、萧三、 冼星海、沙汀、 刘白羽、劳夫、陈伯达等人的文章，联系利用旧形式问题，围绕着创造文艺的民族形式展开了讨论。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西线文艺》、《文学月报》、《大公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发表了黄绳、巴人、张庚、罗荪、魏伯、冯雪峰、王冰洋等人的文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召开了有艾芜、鲁彦等人参加的座谈会。在香港地区，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为中心，召开了座谈会，开辟“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专栏。黄药眠、 杜埃、宗珏、 黄绳、袁水拍等人纷纷著文讨论。最初阶段的讨论，在如何建立民族形式问题上已有明显的意见分歧，但尚未形成论争。

正当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方兴未艾之时，1940年初，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既强调“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又反对“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指出应当“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于正在开展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推动讨论的深入。

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由意见分歧发展成为论争。1940年3月24日，向林冰在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发表了《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要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葛一虹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上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对此表示异议。由此引起了一场范围十分广泛的论争。最初主要围绕着所谓“中心源泉”问题，涉及到民族遗产的批判继承、“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功过等。

一种意见以向林冰等人为代表，他们重视利用民间的旧形式。认为“民间形式的批判运用，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运用民间形式的归宿”（方白《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在“民间形式”吗？》），他们把创造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学对立起来，对后者作了较多的否定。认为新文学是“以欧化东洋化的移植性形式代替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畸形发展形式”（向林冰《再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另一种意见，批评了向林冰在利用旧形式、对待“五四”新文学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却又无视旧形式中的精华和新文学本身存在的缺点，一方面对旧形式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认为“新文艺在普遍性上不及旧形式”，其原因不在于新文学本身，“主要还是在于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长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的缘故”，因此，如果新文学利用旧形式，就是“降低水准” (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在对待旧形式和新文学的问题上，胡风基本上也是持后一种观点。批评了对于民族遗产的全盘继承的错误观点，但是却认为民间文艺“本质上是用了充满了毒素的封建意识来吸引大众”，认为“五四”新文学是从“世界进步文艺”“接受了思想、方法、形式”，是“移植”过来的。（《论民族形式问题》）。

1940年底，关于“中心源泉”的论争基本上平息下来，对于创造民族形式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向深广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和桂林召开了关于戏剧形式问题座谈会。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以及潘梓年、胡风等人的文章，逐渐地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在当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中国文化》、《草叶》和晋察冀的《晋察冀日报》、《华北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田间、左唯央、孙犁、蒋弼、刘备耕、王实味等人的文章，联系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文艺运动和秧歌剧等实际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主办的《中央周刊》、《文艺月刊》、《民族文化》等报刊上，也发表了唯明、郑学稼等人的文章，对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持否定态度。他们主张“中国现在需要的文学，是说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怎样表现这一内容，任何文学形式都可以的”（郑学稼《论民族形式的内容》）。

这次论争在十几个城市，40余种报刊上展开，发表了约200篇文章与专著，召开了十多次大型座谈会，有近百名作者参加了讨论，涉及到从理论到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通过讨论对于正确认识与解决文艺的民族化与群众化问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澄清了认识上的模糊与偏差，绝大多数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对于创作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缺点是比较偏重于形式的讨论，对内容的重要意义重视不够；在遗产继承问题上有形而上学观点；特别是对于作家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在创造民族形式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